时常慨叹家乡渐远，早已是回不去了。

家乡在河南湖北交界处的一个小村子，其实小时候老实忠厚的村民颇多。记忆中的画面一直都是满村的洋槐树，到了春末，槐花一串串的，成了最浑然天成的美景。房屋多半是土坯房，错落着几十户人家。还有一条清凉的小河，浅浅的，河边绿树成荫，几块大石头散摆在清浅的绿荫下，供村里人家洗衣洗菜之用。河滩上长满了水草，再往上是绵延的庄稼地，远处朦朦胧胧的小山丘在烟雾中淡成了一片剪影。

那时候洗衣服的多半是家里十来岁的小姑娘，头上挽着手帕，胳膊上吊着一筐衣服，和同来洗衣的小伙伴相遇，一边洗一边说笑。偶尔还有河边放牛的男孩子，故意溜到浣衣女身边，出其不意的激起一层水花，溅湿了女孩子们的粗布衣裙，随后便是女孩子们的不依不饶，拎着棒槌撵着追打。欢笑声打破了这寂静的小河滩。

那时候民心尚且淳朴，没有攀比，因为都穷的操心着一亩三分地的收成，都操心着一家的开支，日子都过得紧巴巴的。略好点的是村干部家，也基本都是民怨聚集千夫所指的对象。说句公道话，那时候的村干部也真没有如今这般丧尽天良，他们虽然假公济私了点，却还是不敢不看起来尽可能公平对待村民的。那时候，还有村民会议，还有村民选举，虽然票未必公正，好歹有那个瞒天过海的把式，好歹不像如今这样完全没有羞耻感的正大光明你奈我何的态度。

那时候国家也穷，没有那么多的补助，唯一的一两个低保名额，真的会给到村子里老无所依四肢不健全的老人家，是众所周知的“五保户”，大家没有意见没有不忿，甚至还会经常接济这样的人家。

再看看如今的家乡，那一团乌烟瘴气，真是无话可说。

那条河早已干涸的剩下了一汪臭水。庄稼地被村里干部和几个有钱人家全部征收了，每年给村民象征性缴纳一两百元钱算是租金，对上面也有交代。如果不同意将天地交给他们的村民，自己也无法种植了。村里的公共灌溉的池塘，被村干部承包给私人了，你无法再用来灌溉自家天地。村里的稻场也被村干部卖给私人了，你无法碾压成熟了的稻谷玉米。所以很多村民将粮食晒在了马路上，每个经过的车辆都骂这里村民的低素质。更多村民被迫外出谋生，在北上广，江浙沪，成了无数个车间的流水线上日日劳作的一线员工。年纪大的，甚至变成了各个工地，煤窑，钢铁厂，清洁工，洗碗工中的一员。

他们是没有能力在城市生存的。好不容易攒足了十来万，想回家建新房，结果村里已经禁止了私自建房，让去市里买商品房。他们没有月供的能力，只能继续攒全款的钱。等他们垂垂老矣，儿子的媳妇还不知在何处，这一生最大的责任还没有尽到，真是没有老去的勇气，只得拼命继续停留在工地。

听说村里有低保，外出打工的在村里人眼里，那都是有钱的，比在家乡的人要富足的多。所以低保是万万轮不着他们的。家乡更有很多常年没出过农村的人，还有孤寡老人，还有智障儿童，还有生理不健全的人，外出打工的人自然也不屑去与这些人争那点低保。但是，事实是低保没有落到那些可怜的人身上，而是全部落入村干部或者村干部的亲戚身上。他们本来就已经卖了村里的鱼塘，村里的山，村里的公用土地和设施，还有很多外出务工的人为了迁个户口，办个什么证，给他们大包小包的拎着，大红包小红包的伺候着，他们当真是富得流油了。有能力争的人，都外出打工了。一群老弱病残，哪里敢跟村干部说一句不是?他们甚至连低保这回事都不知道，更不知道其他政策的颁布。

村里干部当然也为了保住自己的荣华富贵，竭力将务工的农民赶出农村，保住自己一方霸主的地位。禁止他们修缮自己的住房，禁止他们在村子里开商店，禁止他们在当地建厂房之类的生意。那些在外面混得好的，渐渐的也就淡了回家的愿望，永远停留在了异乡。村子里的干部们更肆无忌惮了，明明白白吞掉一切下拨的款项，甚至农民买的合作医疗都被他们收入囊中。给父母办合作医疗的卡，至今没发下来。村干部的家属还会在外炫耀，说自己的孩子吃的奶嘴角溢出来的都比别家孩子喝的多。当然了，村干部的家属还有欺压村民，侵占村民菜地，侵占村民财产这样的乡绅恶霸行为。村民除了哭泣两声，别无他法。

隔壁的湖北省和我们交界的小镇，因为他们的村干部积极号召外出务工人员返乡建设，已经发展的繁华如大都市了。我们在这个小镇隔壁，却依然民不聊生。若不是仰仗湖北这个小镇的繁华集市和提供的工作机会，赚钱机会，恐怕更多村民也会走到自杀那个地步。一个村里的村干部对于村民来说，真的比谁做主席总理更重要。如今的政策再清明，落不到百姓身上都是枉然。打老虎打的那么狠，苍蝇呢？怎么就不管苍蝇了呢？

信访办真起不了啥作用，他们依然被镇里干部左右，不过是村民们多养的一些肉食者罢了。哪个镇上的信访办敢为民发声？这个部门若不能做到真正为民发声，那真的不如没有了。虽然家乡我已经回不去了，但是还是想写一写，希望有一天真的能有所改变吧。毕竟那是父母不愿意离开的热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