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段宏刚

国学大师辜鸿铭（1857年——1928年）有一句口头禅：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教在北大。

这句话实际上是辜鸿铭向别人介绍自己的身世和经历的，他的祖籍在福建泉州市惠安县，祖上移居到马来西亚，后来出生在南洋马来西亚的槟榔屿。

10岁时，他有幸来到欧洲，经过13年的学习，掌握了英语、德语、法语、拉丁语、希腊语等9种西方语言，并获得了爱丁堡大学、莱比锡大学等欧洲著名大学的13个博士文凭。跟西方人交谈时，他没有任何障碍，9种外语被他说得字正腔圆，并且，他还能用好几种外语进行写作，成为当时精通西方文化的中国人，连西方人都对他肃然起敬。

辜鸿铭的原配夫人名叫淑姑，是一名温柔贤惠的江南女子，她不会干涉辜鸿铭做任何事，在家里以相夫教子为本职。面对这个妻子，辜鸿铭非常满意，称她是理想型的妻子。

每当在写作中出现卡壳的情况时，辜鸿铭总喜欢欣赏淑姑的小脚，很快就能获得灵感，因此，他说她是“自己白天的兴奋剂”。

后来，辜鸿铭遇到一名叫吉田贞子的日本女人，得知她的身世后，辜鸿铭非常同情，就为她赎身后纳为偏房。跟原配淑姑比起来，吉田贞子懂文学、茶道和插花艺术，跟辜鸿铭之间经常有许多共同话题，渐渐地，辜鸿铭依赖上了她，甚至把她称作“自己的安眠药”，身边如果没有她的陪伴，他就会孤枕难眠。

吉田贞子给辜鸿铭留下一儿一女，跟他走过18年后因病去世。面对爱妻的去世，辜鸿铭悲痛万分，取下吉田贞子的一缕头发放在枕头下每夜枕着入睡。还为她写了一首悼念诗：此恨人人有，百年能有几？痛哉长江水，同渡不同归。

可见，辜鸿铭对这位偏房十分疼爱，她在他心里比原配还要重要，因此，便有了“婚在东洋”的说法。

1917年，蔡元培先生执掌北京大学时，对大名鼎鼎的辜鸿铭仰慕已久，就力邀他来北大任教，主讲英国文学。辜鸿铭在北大虽然只任教了6年，但对他来说，这是他人生中最得意的时光，在这里他实现了人生抱负，所以他会说“教在北大”。

在北大任教之前，辜鸿铭曾在张之洞幕府中任职20年，这就是“仕在北洋”的由来。

在做幕僚的20年里，辜鸿铭一手帮助张之洞统筹洋务，一手钻研国学，时刻谨记父亲的告诫：“不论你走到哪里，不论你身边是英国人，德国人还是法国人，都不要忘了，你是中国人。”

作为中国人，如果不懂国学怎么面对列祖列宗？

当辜鸿铭记起父亲的告诫，认识到国学和中国文化的重要性后，作为中国人的自豪感在他身上油然而生，就开始废寝忘食地学习中国文化，似乎要把自己从小没有经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染给加倍地补偿回来。从此，他肩负起“向世界宣扬中国文化”的使命，最终成为学贯中西的大学者。

在“新文化人”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钱玄同等人的眼里，辜鸿铭是一个“怪人”，只因他梳着晚清长辫，一身长袍马褂，戴着瓜皮帽，吸着水烟，满口之乎者也，看起来是十足的封建文化的卫道士。

然而，新文化人从来不敢小瞧辜鸿铭的学问，哪怕同样是学贯中西的胡适先生，在辜鸿铭面前，都会毕恭毕敬地称呼一声老师。

辜鸿铭的《中国人的牛津运动》、《中国人的精神》等著作，在当时的影响很大，中外皆知，这些著作如同一条纽带沟通了东西方文化，让中国人和西方人之间的了解提升了好几个层次。

辜鸿铭还是一位杰出的翻译家。翻译《论语》时，他有一句独特的见解：“让普通英语读者能看懂这本给了中国人智力和道德风貌的中文小册子”。

在具体的翻译工作中，他提出了“动态对等”的翻译方法，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意译法”，拒绝翻译家按照原文与译文之间逐字逐句地机械性转换，而要促使译文在表达思想情感方面起到与原文相同的作用。

依靠这种翻译方法，再加上他学贯中西的优势，他把《论语》、《中庸》、《大学》等传统典籍，以准确而优美的译文介绍给西方人，让西方人了解到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同时，他又把莎士比亚、歌德、席勒、卡莱尔等西方文豪的名著翻译给中国人，让中国人看到了不同的世界。

同时，辜鸿铭还是一名出色的演讲家，他经常在东交民巷使馆区的“六国饭店”用英语讲演《中国人的精神》，每一场演讲的门票售价两个大洋，每一场都座无虚席。由于他的名气在中外都很大，所以，听他演讲的人，不同肤色的人都有。

当时，名列“四大名旦”之首的梅兰芳人气也很高，每场戏票为1.2大洋，但是，只要有外国人来中国，宁愿花两个大洋去给辜鸿铭捧场，也不愿去看梅兰芳的戏。在外国人心目中，他的地位非同一般。

从学问和人格上来看，辜鸿铭都很卓越，几乎没有任何瑕疵，所有人对他都很钦佩。

然而，还是有人会诟病他。人们诟病他的唯一原因，就是他作为博古通今的大学者，有很多观念颇为陈旧甚至迂腐，尤其在婚姻关系上的观念，让人有些不可理喻。

对于纳妾，辜鸿铭十分赞成，甚至还说：如果你是个女人，控制丈夫的最好办法就是和另一女人合力，把他压在石榴裙下，咱们中国的纳妾制度，乃社会祥和、家庭幸福之压底绝技。

此时正值“新文化运动”热火朝天地进行，倡导人们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推行新文学，反对文言文。在知识分子界，得到了大部分人的热烈响应。

作为大学者，辜鸿铭不但反对“新文化运动”，还以身作则，娶了原配又娶了偏房，所以，这是知识分子界抨击他的主要原因。

面对别人的诟病，辜鸿铭甚至得意洋洋地说：我这一生能有如此成就，原因十分简单，就是我有“兴奋剂”和“安眠药”始终陪伴着我。

他嘴里所说的“兴奋剂”与“安眠药”，正是他的原配淑姑和偏房吉田贞子。

“新文化运动”推行之后，人们的思想意识和文化水平得到了显著提高，“男女平等”的观念深入人心，越来越多的人认同了“一夫一妻制”的积极作用，认为只有这样才是正确的婚姻观。

但辜鸿铭不以为然，在他眼里，男人是天，是家庭的顶梁柱，女人是男子的附属品，一个女人不容易照顾好丈夫和家庭，所以，“一夫多妻”才符合社会的需要。

为了证明自己说得有理，在某次演讲中，辜鸿铭就此话题跟许多人展开过激烈的辩论。

有一次，他打了一个比喻，说道：丈夫如果是茶壶，妻子就是茶杯，一个茶壶通常会配上好几个茶杯。

一位女士听完很不服气，反驳道：既然一夫多妻合理，那么一妻多夫也应当合理。

辜鸿铭听后不紧不慢地说：一个茶壶配几个茶杯是应当的，但是谁又见过一个茶杯配几个茶壶的？

在场的人听后哑口无言，没有人敢接辜鸿铭的话。

又有一位女士站起来愤愤不平地质问辜鸿铭：为什么我们女人不能作茶壶呢？如果我们是茶壶，那是不是也能配几个茶杯了？

辜鸿铭循声望去，清了清嗓子问道：请问这位女士，你坐车时是坐汽车还是马车？

这位女士脱口而出：有时坐汽车，有时坐马车。

话音刚落，辜鸿铭说道：这就对了，不管是汽车还是马车，都是四个轮子的车，但是不管你坐几辆车，你们家有几个打气筒呢？

辜鸿铭充分发挥他的才能，悄无声息地用另一个比喻推行了自己奉行的“一夫多妻制”，女士再次想反驳，苦于有口难辩，只能悻悻而去。

现场的人无不暗暗赞叹辜鸿铭确实是一名超级“怪才”，想说又说不过他，由他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