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母亲回家
王汉文
我是个精神衰弱症患者，几乎天天都会做梦，就连午睡的那一小片刻时间，也会梦得天马行空、惊心动魄！
四月五日的早晨梦见我在上窑老宅子里找父亲回家吃饭，仅隔三天又梦见我和兄弟们接母亲回家……
还是上窑老屋，还是一个黄昏，饭菜已经做好了，但屋里没有几个人。“妈呢？”老五说。“妈不是被你气跑了吗！”我说。“你知道他去哪了吗？”老五问。“据说是想要去上海当保姆，可能还没走吧！”我说。“快去找！去码头。”老五说。
我是家中男孩里的老四，老五是我的弟弟。他有些调皮，不听大人的话，上课不好好学习，还常常做一些出格的事：比如将学校教室的玻璃打碎，然后兜起来拿到废品站去卖，卖来的钱买冰棒与同伙分享。学校找到家里要求赔偿，一块玻璃赔六毛钱，他打十块玻璃还卖不到六毛钱，你说大人生气不生气；再比如年三十的晚上和大年初一的早上，无论是下大雨或是大雪，他都会跑出去抢人家燃放的鞭炮，然后用抢来的鞭炮去与小伙伴们换他喜欢的食品或玩物，哪怕自己的手、脸被炸伤也不顾；再比如他经常上黄荆山上去偷枣子吃；再比如他将草地上抓到的蚱蜢用火烤着吃；再比如他将家里的好东西偷偷拿出去换他自己喜欢的东西，甚至是白白送人……
其实老五不是个蠢人，恰恰是一个聪明人，但他的聪明没有用到学习的正点子上，反而都用在了玩的歪点子上。他十来岁就会做土铳，十几岁就会做衣服，二十来岁就会打银器……但父母就是不喜欢他，不给他零花钱，还经常打他。他是我们家挨打最多的人。1978年，我高中毕业，他初中毕业，两个必须下放一个，母亲留下我，让16岁的他到知青点（其实离家也不远，就在黄思湾园林场，没有十里路）当了两年“放牛娃”。他恨我们的母亲。
我和老五一起出门去找母亲，但走到贸易大楼附近时，老五却不见了。我独自来到黄石港码头。候船室里熙熙攘攘挤满了人，有背包的，有挑担子的，还有扛着铺卷的，坐的站的，横的竖的，乌烟瘴气，连个插针的地方都没有，怎么移动脚步去挨个找母亲啊！
无奈之下，我只得大声地喊妈妈，喊妈妈的姓名。这时，候船室的检票口开始检票，坐船的人像潮水一般从检票口流了出去，偌大一个候船室，倾刻间变得空荡荡只剩我一个人了。母亲走了，真的只身去上海当保姆了，她已经快60岁了啊！她怎么这样倔犟呢？家里发生再大的事情，还有儿女们呢，我们可以分着扛啊！
就在我哭出声音来时，身后有一个人拍了一下我的肩膀，并叫了一声我的名字。我回过头来一看，正是我的母亲。我激动地抱了一下她，并从她的肩上接过用紫红色头巾包裹着的换洗衣服。“妈，你没走呀！”母亲说：“我只是生气，怎会真走呢？我就知道你们会来找我的。”
我带着母亲回家了，家里有好多人啊！怎么还有鄂州的叔伯家亲戚呢？是谁通知了他们，怎么这么快就能赶到黄石来呢？
我叫母亲坐下，母亲不坐，问我们吃饭了没？我说吃了。她问真的吃了吗？我说：“只吃了几口，吃不下，就放下饭碗去找你了。”母亲叹了口气，举目在众人中找谁？环视一周后问：“老五呢？”我四下看了看，真没见老五的影子。我说：“他惹你生气了，可能不好意思见你吧！不过，就是他说要去找你的，他和我一起去的。”这时我看到母亲的床上有一个长方形透明玻璃胶纸包装的东西，应该是一条围巾吧？我拿起来递给母亲，说：“这是老五刚才去贸易大楼买给你的。”母亲笑着说：“打开来看看。”我拆开玻璃胶纸包装，是一条很贵很时尚的四方形真丝围巾，既可以围颈，也可以裹头挡风。母亲接过围巾揉捏着，惊叹说：“还是真丝的呀！”她将围巾围在脖子上，又把它裹在头上，一时高兴得像个孩子。我拿出手机手拍照。大家都拿出手机来拍照，并且把我挤到了一边。我说：“大家让一下吧，妈妈没有拍过一张好相片，我是专业的，让我给她拍一张好相片！”然而大家不听我的话，各自举着手机拍妈妈，妈妈高兴得手舞足蹈，甚至在地上翻跟斗，做劈叉……
母亲没有负气离家出走，一家人与亲戚都十分高兴。我说：“妈妈一生勤俭节约，从来没有上个馆子，甚至连坏了的菜都要藏起来，然后自己一个人偷偷热着吃。今天难得鄂州的亲戚也来了，走，我请客到大酒店里去吃。”好哇好哇，大家一致赞同。老五也出来了，并说由他请客。
我们去了一家大酒店，但我们好像是坐在酒店外边的，有帐篷，地上是青青的绿草，桌椅都是纯白色的，像是一个外国的高级会所。我们共有两桌人，除了自家人和亲戚，还有一些是不认识的。我们点了好多菜，还有母亲从来没有吃过的海鲜。我坐在母亲的旁边照顾她，她吃得很香，但也很着急，说：“这怕要花好多钱吧？”我说：“放心吃吧，我写一篇稿子就赚回来了。”母亲说：“吹牛，你熬一夜写一篇稿子不就几块钱吗？”我说：“我写大稿子钱多，写小说。”母亲知道我是在宽慰她，便说：“你要是真想写小说就写我们家吧，我们家的故事可拍成电影。”母亲在旧社会是读过书的，按她自己所说是高小文化。我答应着她。
饭吃了多长时间我不知道，只是觉得人越来越少，我们那张桌子好像只剩下我和母亲两个人了。这时我想起来要去结账，叫母亲坐着慢慢吃。母亲看了下桌面，十几只盘子都是空的了，只有两只盘子里还有一些剩菜。母亲问我：“这菜能带回去吗？免得浪费了。”我说：“可以的，等一下我拿一个打包盒来。”
我急匆匆跑到酒店里的吧台前结账，服务员告诉我已经结了。我问是谁结的？服务员指着坐在吧台里的一个中年男子说：“他结的。”我很吃惊，因为我不认识这个人！而且他也没有在我们的桌子上吃饭呀！我问结账的人是谁？谁叫他结账的？结账的人叫我莫问，也莫管。我问他多少钱？他说一方五。我楞住了。
我不是做生意的人，对于钱的黑话不是很了解。七八年前听别人说某某东西几个钱，我还以为是几块钱，后来问别人才知道个代表万，几个钱就是几万块钱。再后来又知道撇代表千，一撇钱就是一千块钱；片代表百，一片钱代表一百块钱。那么一方钱又是代表多少钱呢？一方五又是多少钱？是一百五，一千五，还是一万五？我要结账的人告诉我一方五究竟是多少人民币？他望着我，不笑也不怒，淡淡地说：“一方五就是一方五，问那么清楚干什么！”我说：“那你告诉我你的姓名吧，下回我请你。”结账的人没回答，低下头看他的手机。倚在吧台外一个穿着阔气的男子说：“账已经结了你就走吧，你妈还在外面等着你呢！”
是呀，母亲还在外面等着我呢！但我还是很纠结，这个坐在吧台里的人是谁？他为什么要为我买单？一方五究竟是多少钱？就在我为结账的事纠结不清时，我醒了，原来这只是一个梦啊！
梦里的有些事是真实的，有些是不真实的。梦里母亲要去上海当保姆确有其事，最终也确实没有去成。母亲要去上海不是因为老五，而是因为父亲去世，之后家庭又遭遇了重大变故。那事发生在1989年，那年母亲已快60岁了。关于老五恨母亲也是真的。2008年母亲中风卧床，我们兄弟姐妹约好轮流值班看护，但老五不参加，只是偶尔来看一下母亲。2012年母亲去世老五来了，连守几夜，且是对前看望母亲的人下跪磕头最多的人。后来母亲与父亲一起合葬在华新枫叶山的最高处，山高路陡，极不好走。而每年清明，都是老五最先上山去，挖路砍棘，修坟抚土，好让我们一家人上山平安，敬香顺利。
父母是儿女的天，无论我们曾经发生了什么，无论我们的距离相隔多远，只要我们抬起头，就一定能够看得见！
2020.4.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