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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站在舞台上，无论在这里，还是常春藤剧场，鼓足勇气表演了一个节目，或者发表了一个演讲。然后，你看看台下，没有人为你鼓掌，或者掌声稀稀拉拉，请问你是什么感觉？如果台下回报你的，是一片礼貌的甚至热烈的掌声呢？你又是什么感觉？
然而问题来了，对许多学生，甚至包括部分老师来说，他们有一个困惑：这个节目明明很一般，甚至并不好，我为什么要鼓掌？尤其你老魏，How old are you？（怎么老是你？）我最怕你演讲了，还要我鼓掌，这不是很违心的一件事么？要不要鼓掌，应该是自由选择的，是发自内心的，而不应该变成一种义务。
更进一步的，我是否鼓掌，掌声热烈与否，本身就代表了一种态度，是对表演者的一个反馈。你有勇气站上这个讲台，就应该承受相应的后果，无论是荣耀还是难堪。
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我的观点是，我们不但应该鼓掌，而且，我们应该教学生学会鼓掌。
为什么？
这是一个表演者应该获得的起码的尊重，跟演出的效果无关。这掌声代表一种感谢：谢谢你为这一时刻所作出的努力，无论效果如何，你尽力了。并且，剧场是一个公共环境，在这里，我们的一举一动，也在塑造着其他人，我们的掌声所传递出的激励，本身就是文化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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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我明明不喜欢这个节目，我还要鼓掌，这不是很虚伪吗？而且，难道我都没有不鼓掌的自由吗？
这种观点，似乎也很有道理。那么，我们怎么理解？
实际上，在这两种观点的背后，潜藏着两种观念的冲突，即自然主义取向与文化主义取向的冲突。
自然主义与文化主义，本质上是两种理解方式，并不存在谁优谁劣的问题。但是在具体的语境中，我们采取哪个立场，就显得很重要了。例如，在我的观点中，显然就采取了文化主义的立场。以吃饭为例，自然状态下，我可能是狼吞虎咽的，这是自然主义取向，是率性。但教养告诉我，某些时候，与别人一起进餐，要细嚼慢咽，并且，不同的餐具，有着不同的使用方法。这是文化主义的取向。当然，两种取向并没有绝对的分界。并且，教养一旦内化为自觉，教养与自然的界限或许就消失了，教养就有可能成为一种新的自然，自觉的，被驯化过的自然，这实际上已经是自由了。
那么，在剧场情境中，我为什么更倾向于文化主义立场呢？
因为这是一个交际语境，或者说是一个社会语境。而在一个社会语境中，采取文化主义的立场，更符合整体利益的最优化。
你可以说，是不是鼓掌是我的自由。但是，当演出者无法获得起码的掌声，起码的尊重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便被冷漠化了，我们变得不再相互关心，成了一种纯粹功利主义的交易，这不是人与人之间相处的最好的模式。
在这里，以自由，不，以自然之名，我们实际上强调的是“跟着感觉走”，而以文化之名，或以教养之名，我们实际上强调的是“做对的事情”。显然，自然主义的取向，无法导向有温度的社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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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喜欢罗辑思维的一种说法，将尊重分为两类，一类叫应得的尊重，一类叫赢得的尊重。
举个例子，任何人在运城国际工作，就像在舞台上演出，都应该获得一份尊重，这叫应得的尊重。无论是校长，还是同事。但是，你的工作越出色，越具有创造性，对团队贡献越大，越能够赢得大家的尊重。就像我在这里做校长，我也知道，必须以自己的努力去赢得尊重。别人可以很客气地对待你，这是应得的尊重，但是，你要别人发自内心地认可你，这只能去赢得。
鼓掌也一样。
每一个演出者，都应该获得一份应得的尊重。有些演出者，将获得一份赢得的尊重。他们获得的掌声，将非常热烈。更重要的是，在演出结束后，他们也将在很长时间内留在观众的心中，甚至成为对他们的基本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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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应该鼓掌”并不是“必须鼓掌”，前者是倡导，后者是命令。
什么是命令？命令就是你没有做到，你会受到相应的惩罚。
什么是倡导？倡导就是我试图说服你应该怎么做，你没有这样做，我也无权惩罚你，但会影响我对你的看法。
并且，并不是所有时刻，你都需要鼓掌。例如，如果你根本没有认真准备，那么，你就没有尊重观众，就像你没有认真备课，实际上也没有尊重学生一样，那么，观众未必会鼓掌。再例如，如果今天的节目，令你极度不适，你不必鼓掌。就像你家里来了你很讨厌的人，你未必都一定要维持必要的客套一样。如果今天舞台上站的是俞敏洪，他演讲中说女性要为社会的堕落负责，这个观点引发了我的不适，我就没有必要鼓掌。我不鼓掌，就是我的一个态度。
但是，有些掌声是需要干涉的，例如鼓倒掌。当然，也包括某些刺耳的嘘声。除了极少数的例外，都要明确地说：“不可以！”这不是倡导或建议，而是要求。
要持续改进运城国际的剧场，乃至于公共生活，那么，教会学生鼓掌，我认为是十分重要的。
我讲完了，那么请问：掌声呢？
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