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盈着鲜艳与光辉的大厦依次闪开，暗灰色的水泥墙和黑绿色的窗子便蹒跚到眼前。艳粉。曾经家的所在。曾以此为家的事实我已多次忘记，父母又多次让我忆起。然而忆起的却只有“居住”的概念，以及用言语描摹出的幻影。即便如此，我每次置身此处，还是会被无比浓醇的亲切感包围，这种亲切感不是来自此刻，而是来自遥远的彼刻，一种遗忘了的温馨。
楼体经过岁月的浸泡，已变得苍白，质地同打满补丁的麻衣相似。路灯失去了亮度，将落日般的昏黄轻轻涂抹在行人身上。车笛和水果摊的叫卖声此起彼伏。路口的馆子在门前摆上了几只旧木桌，男人们胸膛袒露，笑声豪爽，正痛饮着晚霞。他们的快乐来自晚霞后顺理成章的不醉不归，于是，我听到了晶莹剔透的碰杯声。
自西门入，循着记忆摸索到一栋楼前。左望，旧石新漆，搭出一排石凳，两三老太闲谈，两三老头扑克，两三小孩绕凳奔跑、欢笑。右望，灰黑楼道，走进。楼道右侧一塑料版，贴了横七竖八大大小小五六层广告，使墙敷膏药一样突出厚厚一块。楼道末有一小灯，形状大小皆似鹅卵，悬于两门之间，因年久失修，昏昏暗暗闪烁不断。灯下电线粗细不同、杂乱无章，左通二楼，右通一人家。
十年前我们迁居它处，姨外祖母家就成为了我们和艳粉唯一的联系。我们常来此作客。他们家里现在只剩下姨外祖母和姨外祖父二人。他们的儿子，我理应叫大舅的男人，在遭受婚姻悲剧后的十二年时间里，费尽心思将自己培养成彻头彻尾的蛀虫。他从二位老人手中巧取豪夺，又在外混吃骗喝。他曾经装病，试图用时间的力量逼死他的父母，从而获得这套老房，他的不断折磨使二位老人迅速变得面黄肌瘦、愁眉不展，自己则轻易堆积出三百斤的臃肿身躯。老人们的长寿使他的计划最终泡汤后，他开始不择手段地索要零花钱，用菜刀明晃晃的光线刺激着自己的至亲、邻居、楼上楼下……他把整栋楼搅合得人心惶惶，于是被送去了精神病院。几个月后，姨外祖母过于担心他的儿子，又亲自将他偷偷带回，就如三十年前把他从派出所带回一样。姨外祖母对于小儿子的无限容忍，让自己一次次在被拯救的边缘反复。
两周前，大舅在家躺得浑身发痒，闲得头脑发酸，他觉得二位老人的伺候还是不够舒服。于是他往兜里揣上大把红色钞票，准备回精神病院了。他在凌晨两点将父母喊醒，绞尽脑汁想出理由与他们大吵一架，随后夺门而出，雄赳赳气昂昂地跨出小区大门，跨过精神病院低矮的围栏。出于担心，姨外祖母一直在他后面远远跟着，确保他进了医院后才缓缓走去，那时凌晨四点，她的身影在路灯下忽明忽暗。
姨外祖母家又只剩下两个人了，无论这是好事坏事，我想，我理应去探望一下。
我再次确认楼牌号，走进楼道，走过四个楼层。灯光同样的微弱，我是借着窗外残存的天光前进的。我敲响五楼右侧的铁门，缓慢苍老的应答声让我立刻知道自己来对地方了。
两位老人对我的到来，表示了无言的欢迎。我能看到灯光在他们脸上的皱纹里快乐地游动，这使他们激动的心情异常清楚，然而他们的嘴只发出哎呀哎呦的声响，他们呆立在门口一动不动，仿佛他们才是客人。两位老人的样子让我措手不及，直到姨外祖母说了一句，
“鞋脱了，沙发上坐来。”
我才终于反应过来，换上拖鞋往卧室走。他们家没有客厅可言，沙发茶几电视统一布置在一间卧室里，同一高一矮两电风扇、一大一小两木柜，很紧凑地堆在床边，充当了客厅。沙发与茶几之间很窄一缝隙，仅可容下姨外祖父皮包骨头的小腿，我定然挤不进去。于是坐在床沿上。
姨外祖母切了瓜，端到茶几上，从墙角翻出个红色塑料凳子，坐下后递给我一块西瓜。这块上头大下头小的西瓜，使我现在想起还是要打饱嗝。
闲谈片刻，才知姨外祖父前些时候害了病，咳嗽不止。姨外祖母说他像是要把肺咳出来，说着从电视柜上翻出一盒药，似乎有些得意地说：
“这个，吃上就不咳嗽，可好使了。”
姨外祖父摇摇头，说道，
“五十多块钱，他妈的。”
姨外祖母没有理会，又弯着腰挑出另一盒。
“这个也好使，管感冒的。”
“四十二块钱，他妈的。”
“这个，管淌鼻涕的。”
“也是……二三十块钱，他妈的。”
姨外祖父嘟嘟囔囔的骂娘使姨外祖母感到无趣，她说，
“你这人有意思，走医保还嫌贵。”
姨外祖父半张开黑洞洞的嘴，微微点头，似乎才想到这点。他点了一会儿头，嘿嘿笑起来。说道，
“对啊。”
“嘿嘿，走医保，这他妈的”
接下来的谈话也都类似，老人们总是轻易将自己身体上和心理上的苦难化解消散，给予自己安慰。唯有提到儿子时，二人会同时沉默。
姨外祖母的声音在沉默后变得颤颤巍巍，她说，儿子肯定还是有抑郁症，肯定还是有精神病，肯定是。
姨外祖父皱起眉头，把烟狠狠摁灭在茶几上。
“他有个屁。”
又是长时间的沉默。之后的话题竟轻松下来了，两位老人搜肠刮肚地寻找出生活中的乐事儿，用嘶哑而欢乐的腔调讲出来。他们的脸上还持续着说到他们儿子时的悲伤，这股悲伤随着他们快乐的讲述，极缓慢地褪去。快乐的话题一直持续到我准备离开，他们脸上的悲伤那时才完全消散。可惜天色过晚了，我不得不离开。
我说，不早了，改天一定再来。他们没说什么，送我到门前。我换上鞋了，他们却突然开始挽留，说，待一会儿，再待一会儿。我说，不了，改天。我关门的一瞬间，听到姨外祖父嘟哝一句，
“那王八蛋说不定真有抑郁。”
我出门时，已是八点钟，走廊里一片黢黑。我在四楼的最后一阶楼梯踩空，打了个踉跄，路过的老人告诉我四楼灯坏了。我心想这种灯坏不坏都一个样子，接着向下走，走得犹犹豫豫提心吊胆。走着走着，一片微弱的光芒从楼梯缝里透过来，一下子把脚下的阶梯映照得清晰无比。我快步而下，看到电灯颤颤巍巍的光线，下午时分形同虚设的灯光此时会有如此大的威力，我知道是黑暗的功劳。
走出楼道，再次向左看了一眼，我注意到一户人家，他们的窗子镶嵌在肥大的黑色电线、杂乱的青苔、肮脏的水管和冰冷的混凝土之间。一圈白杠划清了窗内窗外的界限。浅橙色的窗帘留下一角，向我展现了室内淡黄的灯光，我能感受到室内氤氲着温暖的气息，帘前茂盛的紫红色花朵在窗帘的映照下显出粉白。我忽而感到这具温暖的窗只是一张虚假的墙纸，忽而感到这具厚墙只是温馨外的陈旧皮囊。
我从西门离开，看到酒桌已经撤去，身后的楼一层一层被脚步声点亮，短暂的光亮后，又完全暗下来。我走过马路，走向两条街道外的繁华与热闹，走向霓虹灯与LED，走向汽车冗长的呻吟和行人繁杂的细语。
困扰了我多年的，为何彻底忘记以艳粉为家的问题在这一刻得到了回答。我走过第二条街道，那时我的身后寂寥无声，身前熙熙攘攘。我从行人的面无表情中明白了生活的相同。我们并非生活在房屋中，房屋是我们生活的容器，我们只是生活在生活里。崭新与陈旧，吵闹与宁静，繁华与荒芜……长期的生活与适应让这些表象变得难以区别，去年从益格搬到学校附近狭窄的出租屋，我不久就开始把二者混淆。这样想来，六岁时从艳粉迁居益格，也应是如此。我们带走了家的概念，失去了意义的空荡荡的房间就被立刻忘记。
我看到人们的脸忽明忽暗，马路上道道光芒交替不止。我知道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自有其欢欣，也都自有其难言之隐。我前进一步，准备回家了。
如同一条鱼钻进浑水，如同一条鱼钻入清泉，我钻进汹涌的人流，很快消失在人来人往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