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心脑关系里，意识和脑神经现象是什么关系：先后、并发如同语言和意义的并行？
怎么证明？
对于无意识的可观察的行为的分析，作为对于意识作为非经验的或不可反思或回忆的东西的内容的推断。这是一种对于意识的内容的分析的方法。但是，意识的内容的这种分析和脑神经现象无关，它可以作为分析的产物和课观察的脑神经现象分别作为给出来的东西，置于联系之中考察，作为一种联系的事实材料，作为某种设想的论据。

2
某事的正当，某处的正当，不是正当这个理念本身，而是关于什么的正当，已经是后于目的的经验设定的东西了。所以，讨论经验设定的具体的关于什么东西的正当，就总是置于目的设定的认知、现实认知之下展开的东西。现实的经验认知在这里是决定性的，而何为其正当是受决定的东西。只是，其中还是具有一种工具理性的辩证法的运用。
苏格拉底从城邦的正义到灵魂的正义，就是基于前者的分析。指出从经验的具体的城邦正义如何基于经验的时代背景所给出来的目的设定来规范地产生出来具体的城邦之内的文化制度的设定，后者就是城邦之内正义的内涵。分析就是指出目的设定如何作为原因规范性地决定了如何做，目的设定和如何做之间具有一种内在的规范联系。这种分析在于城邦之内的正义的实现里，指出这种规范性的存在。而这规范性本身，在于只要具有结果好的诉求，就会带来相应之下特定的有意识的或有针对性的筹谋。这并非经验的正义中特定的偶然的经验的东西，而是相应于任何目的设定的普遍的或先天的逻辑配置。为了认识论上揭示这分析的逻辑命题，就要先给出任意一个有效的实践。苏格拉底选择了城邦的实践，城邦的正义。以大见小，在于分析的进程。从一个经验的城邦正义中，一个目的设定对于如何做的规范性的存在的实例，分析地得到。
分析的方法，在这里就是指出城邦的目的设定a，把怎么做的谋划b表示为为a所决定的东西。然后，前者和后者地联系刘不是根本不同的东西a和b之间的偶然的联系，而是表示为a和为a所决定或规范的东西之间必然的联系。这样，实践中城邦的正义就其内容取决于时代背景而言，基于时代背景的经验的偶然性而有某种经验的偶然性，但是联系时代背景下的目的设定的偶然性，与城邦正义的内涵或具体什么谋划，两者之间却不是一种偶然的联系，而是作为一种规范性的决定关系，是必然的。把这规范性或决定关系突出出来，它就是基于分析给出来的逻辑命题。它就是任何实践中普遍的逻辑命题。苏格拉底在灵魂的正义中突出来的就是正义这个理念，正义的定义本身。它还不是实在的理念，还不是任何具体的东西的思想，就后者看做满足的东西而言，它是不满足的。但是苏格拉底大概反过来，把具体的东西就其变化性而其原因的不变而言，把不变的东西看做真实的。因而会把非实在的理念看作真实的。而理念（实在的）较可见世界，和感知本身为实在。

（城邦的生存为目的而不择手段地作出一个城邦的外交内政的谋划。比如和别的城邦正义关系里，看做一种生存竞争，这决定了对于城邦自身的认知或角色定位：为了生存考量不顾一切，没有更高的实在的原则。这决定了内部文化制度的设定。首先是处处的统一。这点是先天的。然后，是经验认知谋划。要有武力而少财富。像瘦狗。有武力能保护自身。瘦不会招致它者的觊觎和攻击。）

弗雷格的满足和不满足这对概念，比真（假）作为逻辑更基底。经验对象是满足的，概念是不满足的，真作为逻辑对象是满足的。类比苏格拉底那里的实在和真实这对概念。与它们相应的是因果联系之中，变化的东西中不变的东西作为其原因而言，对于原因的探究。原因的东西看做更真实的。
苏格拉底的本体论对于原因的注重，在认识论中忽视了做出来的环节。地府的实描。这却是分析哲学的基底。
可以把分析哲学看做对于苏格拉底的善落到的作为方法论的辩证法上的进一步如何落到认识论上在先给出来的东西上的考察。苏格拉底的谋划虽然向下挖，但是他始终过于局限于对于辩证法作为某种在先的东西的突出，忽视了辩证法始终把自身局限于一种不满足性里，为经验留出了空位。它试图把经验归于一种操劳所能穷尽克服的东西，而不是看作一种逻辑上具有自身地位的东西。其理想国最后沦为乌托邦，就是必然的。乌托邦就是事实上不能落到实处的理论。一个理论一旦试图在先天的考察中就克服经验问题，而不给经验在逻辑上留出空位，它就成问题。

3
辩证法适用于知识，不只是逻辑命题的知识，而且也是自然经验的知识和科学命题的知识。辩证法适用于苏格拉底的线喻四分里，任何上升的原因的知识的探究里。从感觉到客观事物，是自然经验的知识的产生。从可见的做出来的东西到可思的理念的东西在理解中的产生。以及基于可思的理念提出真理和知识的诉求，作为真理和知识的原因的东西的指出。后者就是辩证法。辩证法应该看做一种思辨的先天逻辑，但是其中始终为经验留下逻辑空位，是一种不满足的东西，而非先验的仅仅凭它自身就足以产生出现实的东西来的能够在下面的现象世界中做出来的东西。

在前面尊重的考虑里，建立在具有尊重诉求的前提下。什么时候存在尊重诉求？像一个人的样子，人具有权利诉求。这要求人的操劳已经满足和超越了物质的生存诉求而还有精力的剩余。
如果始终在生存线上挣扎，尊重就难以萌生。苏格拉底的时代背景，就基于为了这种生存诉求而不择手段的情况。近代，工业革命之后，工业化之后，生存基本不成问题了。随之而来的是闲暇时间的普遍出现。它表示一种生存之外精力剩余的出现，是精神诉求的一个基础。

苏格拉底在生存的操劳的时代背景中提出正义，真理和知识，善这些理念的考察。一方面，是思维即使在工具理性之中也还是存在先天的落到辩证法上的方法论。并把这方法论在概念思维中单独地抽出来指出。它是超越于工具理性之上的。另一方面，就思想者苏格拉底本身做此思考而言，他基于的是作为作者本人的闲暇或精力剩余。一个闲暇而有精力的人，在对生存现象作出考察，基于分析指出后者的活动之中先天逻辑的东西。

反观部队里的管理方式，别让人空下来，没事也总是要给人找点事情做做。和精神活动的要求是相反的

4
我以前怀疑城邦的正义和灵魂的正义的关系，是不是基于一种个人嵌入城邦，而看作整分关系。晓阳老师说不是。而是要把理念看作它们的共同的东西。我当时联想到的是弗雷格的二阶概念，作为类的类的东西。这个直觉是对的。但是我当时还是没有懂，灵魂恰恰就是正义这个理念的本质的场景，它是先天的，是概念运动的场所，有别于城邦中考虑其正义时，是一个经验规范谋划的情况。就是说，灵魂的正义本身就是正义这个理念的刻画，它是先天的，作为城邦的正义的分析的产物。或者说，它就是和二阶概念类比的东西。而当时我还是把灵魂和城邦看作并列的同类的东西。

认识到这点的话，就可以把二阶概念作为分析的产物运用到正义这个理念在认识论上如何就经验的城邦的正义作一种普遍逻辑的分析而产生出来的考虑上。

这也可以看作一个人的思想或理念和他所做出来的东西之间的关系

5
意识看做自由的，只是对于某种善的诉求的突出而言。自然界的必然律中，处处是一种在先给出来的东西对于在后的东西的必然的决定。但是对于在先给出来的东西自身的原因却不做考虑。但是，人的自由在于这原因的东西的探究，并在结果好的诉求的产生出来而言要求自身的理念符合一种自身好的东西，善这个理念。开端就是结果，善始善终，无意识的开端必然带来混乱的结果，恶。

6
苏格拉底的哲人王，把想和做做了截然的划分：一己之力想清楚，然后截然推行。或者，考虑判断辩论的环节留在哲人阶层之内。哲人在这里不只是爱智慧的人，而且还是统治者阶层。后者烙上了身份地位的标记。
这也是传统家庭内部父亲的角色。
可是，实在的理念并非单凭想和思辨就能确定的东西。思辨仅仅能分析地得到非实在的而先于实在的理念的理念，善、正义的定义，这些东西。实在的理念始终要在逻辑上为经验留有空位。可是苏格拉底没有为经验在逻辑上留出这样的空位。基于思辨得到的怎么做的考虑，始终要落到实处。而这个落到的实处，就是经验。苏格拉底试图通过思辨完全克服经验，通过地府之行一劳永逸地克服它。这带来的就是它的理想国只是一个乌托邦。一个可以设想却没有做到的东西。
如果考虑经验在逻辑上具有的位置，那么，它就是逻辑上不可能的空想。它不能做到是必然的而非偶然的。

把经验看作检验真理（先验命题）的标准，是一种语境原则。我们总是基于事实作为分析的起点，也以事实作为检验设想的真的一个标准。至于思辨，工作在一个作为设想的体系思想自身之内的逻辑自洽，它作为设想的存在或作为设想而言的内部条件。经验则对设想的真做外部检视。

7
知道自己的无知，在于对于经验保有敬畏。人可以通过分析得到逻辑命题，也可以通过科学的实证得到一些暂且为真的先验的科学命题，但是它们还都不是对于经验本身的刻画。它们还只是对于经验的或者分析命题，或者某种有限的规律性的揭示。但是对于经验本身，却不能仅仅根据这两者就能确定。

8
哲学的逻辑仅仅是一些分析命题，它们是分析的结果。它们的运用总是不超过经验的界限。不能先验运用。
真理和知识，作为善的产物。这句话一方面把真看做和善一样的非实在的理念。另一方面，如果把真看做具体的真的命题，那么，它并非仅仅由善就可以产生出来。善仅仅突出一种先天的思辨逻辑，却不对经验条件内容负责。在伦理学里，经验的内容还要落到对于人自身诉求的探究和揭示。
近代的天赋人权的观念，就是这种探究的结果。在这里，是对于人自身的诉求的考察的结果，进而以它作为人自身的行为规范。这是人为自身立法的体现，人对于自身是什么作出定义，进而践行之。
可以把天赋人权和古代苏格拉底在城邦的正义的阐述中作为一切的开端的目的设定的东西类比。整体的城邦正义生存。以此作为轴心来规范整个城邦的内政外交，以及规范个体如何思想的文化制度的设定。善仅仅作为一种实践领域的最普遍的先天逻辑的分析被指出来，它还并不负责或关心正义的任何内容

而近代的天赋人权的理念，不是非实在的理念，而是一种实在的理念。
但是作为理念，它又不只是某种单纯的经验的东西，而是某种介乎经验的东西和先天的东西之间的东西。类比康德的先天综合命题，或科学命题。它突出来的是对于人性固然的考察，类比科学对于物性（物质没有例外地遵从的自然规律）固然的探究考察。固然指的本体上确定的东西，但是它们要作为人的知识还需要人在实践中去把它们揭示出来。物性固然容易理解。人性固然却不能容易理解。人总是以为人的心理现象是某种绝对自由，我决定或支配着自身的一切现象，而不能直观得到自身心理现象的受规范的一面。就是说，它们还具有自身的原因，而那个原因处于直观的视野之外，需要理性的思想来把握。
按苏格拉底的线喻的划分，可思的理念世界又进而分为向下运用的实在的理念，和任何实在的理念它把真理和知识作为自身的要求时，做一种向上的原因的追溯。苏格拉底突出来的善是非实在的东西，作为思辨逻辑的起源。这是一个分析命题的逻辑。但是一个实在的理念作为真理和知识，它总是具有某种经验的结合。这里的经验不是可见世界中的东西，而是可思世界中的人性固然。它看不见摸不着，又支配着人的行动的目的诉求的生产。它和善或思辨逻辑的辩证法的衔接，产生出来种种实在的理念。
城邦的正义就是这样子实在的理念。可以考察城邦的正义的产生过程，就是一个智慧的洞见城邦的生产诉求作为一切谋划的轴心。而城邦的正义不过就是突出对于这生存诉求作为谋划的轴心的位置的确定，以及在具体的谋划种把它做出来，落实到一个城邦的具体的外交内政，落实到文化制度的谋划设定上。这种具体的方法相对于善落实到作为方法论的辩证法上，它是方法论作为某种先天逻辑，实践上始终喂经验留出逻辑空位的不满足的逻辑形式的某种满足性的补充的结果。方法论作为普遍原则，向下运用时补充某种经验的东西而产生具体内容的方法。城邦正义正义是方法的东西而非方法论。

天赋人权则是某种归于智慧层面的实在的东西。在苏格拉底，洞察到的城邦以及处于其中的人的生存诉求。在近代，突出来的则是某种超越了生存之上的天赋人权的诉求。它就是人对于人之为人的在基本满足生存问题的解决后对于某种值得诉求的有价值的东西的自身设定。它是人自身对自身的定义，人为自身立法的实践。这个洞见是一个经验之中升起来的东西，源于人对于自身需要的审视考察。苏格拉底时代在一种生存诉求的未满足，需要艰辛或竭力才可能更好地满足它的前提下，生存使命作为这个世界的洞见，是唯一的。他没有条件取探索人性的更多诉求。可是，苏格拉底又指出去认识人自身的要求，它是智慧之源。这是对的。苏格拉底很厉害，以及他那句，我唯一知道的是自身的无知。它能够基于那样局限的时代背景通过分析指出实践中的伦理学的逻辑。这逻辑源于经验之中实在的理念的分析，但是作为结果却是超越于那个整体主义的时代背景的普遍逻辑：作为辩证法的善。

近代的天赋人权和城邦的正义比较，是一种高于具体的正义层面的，规范正义的智慧层面的东西。但是它和智慧又有区别。智慧是某种对于经验世界的判断，结果好的东西。天赋人权的理念或苏格拉底的生存诉求的洞见，则是对于人性固然在时代背景或特定条件下的洞见。智慧是对于人性的认知与时代背景的结合产生出来的这个时代背景中人可以诉求什么的洞见或判断。

智慧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就是说它是复合的东西，有不满足的成分，也有满足的成分。类比亚里士多德的处于多和一的关系中的质料多和实体的一之间的关系。智慧总是相对于某种诉求之下对于世界的洞见。离开特定的诉求为前提，也就谈不上相应的见识。智慧就此而言是相对的东西。另一方面，就指出作为这种相对关系之中的特定逻辑位置的东西而言，突出来的是逻辑本身，它就是非实在的理念

天赋人权是人对自身立法，对自身人之为人的内涵的主动作出的设定。这立法本身就是一个实践。
它和古代的智慧比较。某个东西的智慧还是一个经验的洞见，虽然这洞见总是需要某种先天逻辑为前设，或者说先天逻辑比如善以及由它所产生出来的真作为智慧的分析的成分。或者在实践上把善和真看作对于洞见提出来的诉求，要求见识分有善。而天赋人权突出来的则是苏格拉底在理想国中没有作为逻辑变项指出来的时代背景之下的人和社会所诉求的最高的东西，人以及社会自身需要其内容落到什么东西上。在那个时代，集体主义和个体主义的区别还不是最后的要点。集体主义要置于那个时代之下个体和城邦共同的谋生存为唯一诉求。就是说，生存是对于那个时代的洞见。苏格拉底并未考虑不同的时代背景的条件下，可能有生存之外的诉求。因此，在这里，时代背景为一个那个时代背景的个别情况所占据。可是联系近代社会的时代背景的变化，可以看到时代背景本身是一个变项。可以把它看作一个逻辑变项，具体的内容还需要进一步的经验考察。而近代的个体主义，以及天赋人权的理念，可以看作对于时代背景作为逻辑变项的东西的进一步审视所产生出来的东西。它为马斯洛这种人的需求层次模型的理论的提出留出了空位，或者说，前者的揭示在召唤后者的认识的需要。
天赋人权看作人对于自身何以为人的定义的设定。这个设定不是经验的东西。它不是随意的偶然的需要，它突出来的是一种具有科学性质的总是这样的东西，先验命题：类比科学命题中的那些自然规律的东西。
苏格拉底的善，是作为分析命题指出来的实践中的普遍逻辑。他在public里，下到地府落到可见世界里把事情做出来的一个好的事情，好的城邦正义的城邦，基于他对于人性考察的缺失而仅仅强调了一种目的在先的优先，同时其生存目的的设定本身作为时代背景的东西的洞见，忽视了人和社会的需要本身作为同一个人性考察的结果的东西忽视其作为一个变项，而其谋划的落到实处，是不是能够做到始终还是没有受到考察的东西。苏格拉底试图通过人性不是作为一种固然的逻辑，而是作为基于任何目的的需要而总是能够自我造就为适应那需要的样子。如同同一个形状的条砖，可以用于任何形状的建筑的建造里。这不是事实的认知，而只是苏格拉底或柏拉图的想当然。由于对人性固然的考察的缺失，使得苏格拉底的理想城邦的设想落空，成为历史上著名的乌托邦，空想。
在public里，人性固然的考察的必要性，在于虽然普遍而言，个体和城邦固然基于时代背景处于生存诉求之中，但是作为一个城邦，其统治者护卫者和被统治者的划分之间，后者是物质的生产者，前者是脱离物质生产的劳作的角色。对于前者，财富来源于并非自身从事生产自给自足，而是某种二次分配的结果，并且要点在于它们自身作为二次分配的分配者的角色。从而，对于它们而言，生存问题不是它们的诉求，虽然生存是城邦和生产者的诉求。智慧和勇敢搏斗，社会秩序的造就才是它们的工作目的。可是，统治者怎么克制自身的欲望？苏格拉底的方案里，有赖于人性的自觉，有赖于智慧。问题在于统治者之为统治者不止在于其造就城邦秩序的工作，它还作为一种身份，其权力不分场合和工作性质地蔓延到其职责之外的场合，为其欲望的满足为其谋私利打开方便之门。近代社会对于人性自私的固然的承认，政客不仅要求具有职业素养，还对于其职责之外的影响力总是作出尽可能地监督。
public里，苏格拉底的问题在于缺乏对于一个城邦之内不同分工，统治者和护卫者基于其能力和职责赋予其分配资源的权力之后，它们自身事实上已经脱离了普通公民的谋生存的诉求，其需要处于更高层面上的需求问题。这里，公民的生存诉求和其统治者的诉求之间存在张力：
一方面，是统治者的公德，使得它行使公职的义务：管理城邦。但是，统治者的脱离生存诉求，使得它产生出来对于被统治者作为生存之上的个体的尊重，人权理念，这是有悖于它对于一种整体主义的公职的履行的。
另一方面，统治者基于其权力不受约束，而放任自身的钱财的欲望。一个统治者并不总是在作统治。一个哲学家也并不总是在思考哲学的逻辑，他也作为一个人每天吃喝拉撒。欲望是时时存在的。不是不需要克服的东西。

天赋人权是基于人对于自身需要的考察所留出来的一个逻辑空位或函项的具体内容的指出。它源于人对于自身需要的认识。苏格拉底也指出要去认识人自身。这个命题要高于或先于善的认知。前者关乎经验的或实在的理念的落实中经验性的一面。善则突出只是作为实践领域的分析命题的先天逻辑。

另一点，虽然苏格拉底的public在一个理想城邦的谋划，落于空想，但是，它通过城邦的主义索要突出的不是城邦的正义本身，而是任何情况下的城邦的正义，无论是古代的正义，还是近代的正义，它们具有不同的内涵，但是它们之间相同的先天的方法论。就此而言，具体城邦的正义，作为经验的东西，其经验内容恰恰是在正义的定义或正义这个理念的考虑中需要被搁置的东西。因此，理想城邦的乌托邦并不损害其作为以大见小来分析正义的定义。无论理想城邦的正义是正确的做得出来的或空想，苏格拉底对它始终一致地保持了一种论证的态度，总是在有根据地有所设想和谋划。就这种有根据的要求的有意识地提出而言，对于无论如何地实践，即使一个乌托邦，它在方法论的突出而言，已经具有了作为范例用来分析理念的定义的价值了。
就方法论的突出而言，作为对于实践的一种不满足的东西的突出，它已经具有意义或价值。就此而言，理性作为对于不满足的东西的坚持或主张，先天就有意义，或者说，是先天命题。经验的实践看作满足的东西，离不开理性之理念作为不满足的东西，作为满足的实践的形式部分。

9
苏格拉底的以大见小，大小之间是一种分析的关系。大的是一个具体的东西的考虑。城邦的正义。小的是基于对它的分析而指出来的一个分析的结果的方法的突出。
而善这个理念，则是对并非特定的方法，而是对于任何方法之中普遍要求的方法论的突出。是基于灵魂的正义的定义的给出，进一步的其产生出来的方法论的分析。

10
善落到作为方法论的辩证法上，它并不对具体的理念的思想负责，而只是对于一个理念提出真的要求。而实在的理念，总是包含特定思想的真理。
善之于实在的理念的影响，在于任何一个理念a，它是真的。这里理念的内容或思想a，是一个表示普遍性的符号。

11
public从日常的场景开篇。日常的东西是认识论上最先给出来，而本体上作为最后的结果的东西。从日常的东西中，人基于一种人性固然升起正当的要求。进而，作为一个分析，正当总是源于结果好的诉求。对于什么是正当的讨论，就进到什么是结果好的辩论辨析。这是一个分析所推动的过程：结果好在这里作为基于人的直觉，在可思世界中直观地对人给出来。这个直观的可思世界，突出来的是人对于自身种种需要的认知。
关于正当的辩论，就是基于认为正当的东西它的结果并不好，而推进。在这里。这里，事实上是在做什么是正当的东西的讨论，但是大家想讨论的什么是总是正当的东西。后者就是关于一个正当的东西，它何以为正当的支持的东西。它为作为正当的东西的原因，正当这个理念的引出留下伏笔。只有抓住作为原因或本体的正当这个理念，才能可预期地确定地谈论总是正当的东西。
这里还埋下一个伏笔，对于正当的东西的考虑，除了正当这个理念之外，总还是为理念之外的经验留下逻辑空位。但是，由于苏格拉底所突出来的理念是本体论，是一种分析的产物，理念还并不考虑经验中具体的正当的东西，而仅仅突出基于分析的结果的分析命题。但是这个分析总是基于结果好作为在先给出来的并且人所共有共同承认的东西，人对于自身需要需要的揭示。所以，认识人自身，作为善，正当这样理念的分析，它们作为分析的产物，那个分析的前提的东西或分析的语境的给出。它不是作为思辨逻辑的先天。人性固然更接近某种科学知识的东西，先验综合命题。它蕴含经验的东西。在人的世界里，人性固然作为实践中最初的那个动因。

这就是从地府的开篇。也就是从认识论上最先给出来的东西中开始上溯本体上在先的原因。随后，苏格拉底撇开经验中的纠缠，开始向上思辨的思想运动。
结果好和自身好这对概念就被提出来了。后面的通过城邦的正当的考察，来讨论灵魂的正当，通过一种以大见小的方式，是基于结果好的东西对于自身好的东西作为前者的原因，并且，这里原因的东西并非作为可见世界中给出来的东西，不是认识论上在先给出来的东西，而是作为本体上在先的东西，认识论上只是在后的对于认识论上在先给出来的东西的分析命题。它并不关心好的东西的内容，而只是关心好的东西之为好的论证的根据，突出论证中作为方法论的辩证法。而人的需要，人对于自身需要的认知，作为好的东西的给出来的背景的东西，留给下一步的或另外的考察。它并非public所关注的点。

但是在谈论具体好的东西，具体的实在的理念时，它并非单单非实在的善和正当所能产生。后者非的结合人对于自身需要的认知，还要基于社会环境的条件的认知，而作出人在时代背景或个别自身的条件下可以诉求什么的判断。这一步是人的需要的唤起，是实在的理念的产生之先的一步。

苏格拉底指出来的善、辩证法，对于现实生活中的作用，作为理念，仅仅在于它们作为思辨逻辑可以从实践中的任何东西的同一个分析命题，它们作为普遍的先天真理单独被谈论。类比弗雷格的二阶概念的真，逻辑对象，可以在概念文字指出来的推理领域中基于真而真单纯地演绎。但是，它们还并没有触及任何经验。还不能说理念基于自身产生出经验的东西来。如果硬要这么说，经验仅仅作为偶然的东西被给出来，而没有对于经验就其内容上必然性的揭示。作为分析命题的经验，并不对于经验的内容负责，它仅仅作为经验的普遍形式的东西。类比语言游戏中语法不对实在负责。或康德的先验概念只能做经验运用而不能做先验运用，不然就是理性的谬误。

理念看做原因，是对的。但是理念对于结果的经验的东西，并非全部原因，它不是满足的。但是苏格拉底的理念论，日喻中的太阳，如果没有大地雨水，它也不能滋生生命万物。沙漠不缺日照，却寸草不生。单单太阳对于经验世界的滋生并非充分条件。就一种充分必要条件的突出而言，作为分析命题的理念，是不满足的。苏格拉底的理念论，因而成问题。

12
逻辑作为分析命题，源于经验的分析的产物。就分析的对于和作为分析的产物的形式逻辑而言，前者是满足的，后者是不满足的

这点和柏拉图把理念世界看作真实的相反。理念是真实的，但是不是完全的或所有的真实。或者说，理念并不能作为经验的唯一的原因。反而，它作为经验的分析的产物。就此而言经验先于逻辑。人需要在逻辑中始终为经验留出逻辑空位，需要对于经验保有敬畏。
理念先于经验仅仅在实践中目的先于作为手段的工具理性而言，成立。但是，目的本身又是还有待审视其源头或原因的东西，因此，这里的理念在先在整体上还不是决定性的。

13
苏格拉底对于伦理学的讨论，得到的分析的结果的理念，正义和善，只是一种作为方法论的结论，对于总是为善的东西或总是为真的东西的实在的理念而言，并没有作出任何断言。苏格拉底在public里在方法论的意义上对于伦理学的逻辑做出了考察。
w说伦理命题是不可说的。是在并非非实在的方法论，而是在实在的理念，某个具体的或满足的思想而言的伦理命题，按苏格拉底的说法，就是某个实在的理念_它总是真的，这样的理念是不可说的。

从后期语法考察来看，语法考察有赖于语境的领会中直接给出来的生活形式，文化传统的东西。伦理命题作为语言，其意义的存在，为真的根据，在作为分析句子指出来的伦理学的逻辑，或任何命题的真都要基于真值条件的给出之外，却不能对于任何实在的伦理命题的思想其为真，在语境中给出其真值条件。文化传统的东西作为语境，只是对于语言游戏的理解有效。但是，对于文化传统本身的正当的判断，不是基于文化本身能够给出。对于文化的正当或是好的的判断，总是有赖于另外的东西作为根据。比如它对于人性的承认和顺应，以及对于现实条件的判断。人性本身是一系列而非单调的生存。它本身是特定条件下有待探索的对象，人可以在特定条件下可能诉求什么。

分析的方法，可以看作苏格拉底在public的讨论里最后举起来的东西。善作为非实在的理念，它先于实在负责理念，落到作为方法论的辩证法上。这样看，近代的分析哲学，分析的方法，就是对于苏格拉底所指出来的作为方法论的辩证法在实践中作出的运用，它作为经验问题的思考的指导。

柏拉图把理念看做天上的，进而看作某种经验世界的本体，有问题。理念看做本体，但仅仅作为经验的分析的一个组成，还并不能作为经验的全部的原因。可思世界作为可见世界的本体，在有意识的实践中是有效的。但是实践，或更贴切说人的行为不局限于有意识的行动。人还在总体上更关键的要点上并非凭借理性而是基于感性决断。或者基于某种无意识作出了行动或选择。因此，对于人类世界的整体把握就不能仅仅局限于有意识，还要把某种对于事实或经验的承接纳入理性的框架之中来。这种经验不只是康德的知性那样始终为感性中的感性材料留下空位，也是在更高的可知的东西那里为理念留下空位。

14
苏格拉底的理想城邦的营建，败笔在于设想的落到实处的悬空。突出理念论，就是突出一种理念作为可思的东西，想到和做到之间还有赖于另外条件的考察。public的例子里突出出来的就是人性固然作为事实的考察和需要尊重诉。而苏格拉底在public里忽视了它。虽然苏格拉底在别的地方谈到过认识人自身或认识人自身的需要，认识人性固然的重要性。
在城邦的考虑里，处处都是一种整体主义的践行。问题不在整体主义，而是在于这种整体主义把人看作了一种按整体的需要可以任意揉捏的单纯质料的东西，这质料没有自身的形式或人性固然。事实是任何人总有人性固然。在生存中是生存的考量，在超越生存时又会有或者欲望，它理论上可以受到别的东西的节制，或者超越生存的自身诉求。苏格拉底把协助者统治者的这种超越生存的诉求归于对于整体的考虑，关心。但是，这不是必然的。或者说，这里始终有一种局限于个体自身的诉求的所归。譬如近代社会基于人性从谋生上升到天赋人权的理念。使得整体重新从生存诉求的产物转为基于个体的天赋人权之上新的整体的构建。这里，整体始终不是不择手段的，而是基于天赋人权的理念的确保为前提的谋划。或者是，在先确定下来的东西就是规范其后实践中的谋划的轴心。在苏格拉底时代，是生存诉求规定着他作出理想国的谋划或设想，一个乌托邦。而近代有别于乌托邦，在实践上始终关心个体的人性的尊重。这人性的尊重作为目的，又使得在做时由于合乎人性而能够为人所接受和做出来。所以，近代的天赋人权看似高挂天上，乌托邦，事实上却更是做得出来的东西，和苏格拉底的理想国比较。

古代生存谋划对于人性的不尊重，对于实践者，那些统治者和护卫者，它们已经脱离了自身的生存困扰，生存考量于它们已经不是切身问题，而它们要置于一种生存诉求的文化制度中，是一种现实和文化之间的错位，造成普遍的虚伪。说一套做一套。
近代社会实践通过人性的彰显而解决了这种实践中对做事情的人国家的管理者的这种反人性的要求。通过制度上约束公务员的行为规范。而促成它们执行自身的公务。

但是public里苏格拉底通过其理想城邦的营建基于一种目的对于人的行为方式，文化制度的规范性的构想，（把人在行为方式上看作完全可塑性的一块砖，可以基于需要被塑造的东西）在不考虑人性固然的规律性的情况下，把它看做一个前提或背景，其理想国的营建确实体现出来了一种合乎辩证法的严谨。从理想城邦的营建的论述继，结合对于处于其中始终个体的人性固然的考虑的撇除，以及整体的城邦的生存诉求，就可以看到正义这个非实在的理念作为城邦的正义这实在的理念的分析的产物。前者是后者的分析命题。

苏格拉底在public里的理想的城邦是一个乌托邦，但是联系把它之为乌托邦的原因，把人性固然的东西在一个假设中撇除掉，基于这个假设预设到理想城邦，苏格拉底的论述作为一个基于假设之上的构想，其从假设到理想城邦的构建的谋划之间，是成立的。这里是一个条件关系的指出。条件不成立对于这个条件关系没有损伤，它仅仅否定了结果的理想城邦的造就的不可能，而称为乌托邦。而苏格拉底通过这个条件关系通过分析要突出来的，是这种条件关系本身指出实践中作为方法论的辩证法。

15
经验 知识 有意识的探索

16
a的平方，是算数。基于已知数的运算的产物。a的平方根，本质上是代数句子的根。存在一个x，它的平方是a。

对于行为的有意识归于目的的认知的规范。对于目的的有意识归于自身需要的认知的规范。这里的有意识，突出来的是一种有根据的东西。理性

逻辑作为分析命题，它是真的。对于逻辑的认知，造成的是人的理性。或者说，逻辑总是运用于经验之中，产生出洞见，或者说智慧。理性服从于智慧或洞见，不如说理性根据逻辑命题产生，基于对逻辑的服从。因为，智慧本身就是逻辑的产物。
这里可以看到作为分析命题的逻辑，在实践中的作用，或者说有意义的所在。
逻辑从结果好的经验的分析产生出来，作为分析的真理。它进而能运用于实践中产生智慧或洞见，引领理性，作为理性的轴心。
按康德，知性概念只能做经验运用。这里的知性概念可以扩展到分析命题的逻辑。
而单纯思辨的逻辑，数理逻辑的情况，辩证法的推理作为某种并不考虑经验情况的东西，它们不做对于经验的综合的判断，不在此限

这是基于经验的分析指出分析命题的真理，进而，它在实践中用于理性的有意识的运用，作为一种方法论。这种方法论会有意识地在程序或方法上避免理性的先验运用。
在语言游戏的理解上，就是指出语法考察作为有根据地指出语法的方法，避免某种语法的随意性。或者对于语言游戏的行动基于遵从规则的理解产生出来，避免随意的做。
参与一个语言游戏，要先了解或理解它为前提。理解它则通过学习它得到。学习一种语言游戏，就是学习一种文化制度的东西。这里的文化制度的东西，是落实到这里特定的遵从规则。虽然它又会在整个文化制度中总是存在某种嵌入 勾连，存在某种文化制度而言的整分关系

作为超级语法句子的语法考察，它作为具体语言游戏的语法考察的前提。正是前者的有意识，造成后者行动的发起，然后产生出来特定语法的受到考察。这里，语法考察作为超级语法句子，作为分析的真理，它是有意义的。它的作用在于指出世界的最基础的最先的逻辑，别的具体的东西在实践上都是在其后的东西。它们之间具有某种类比亚里士多德的作为范畴的实体和第一实体之间在概念而言的本体上以前者为第一步指出来的东西。没有前者，后者诸多之间在概念上的系统性就没有着落。语法考察作为分析命题指出来的是实践中对于世界的整体而言是怎样的东西的最初的逻辑的指出。

一个人可以基于经验对于作为分析命题的超级语法句子，对于逻辑日用而不知。这里的逻辑不是经验的东西，而是某种普遍性的东西。但是超出经验时，学习一种新的语言游戏，或处理一个新问题时，某种普遍逻辑的东西作为方法论是有效的，它就是人面对未知或自身无知的东西时的理性，它造成一种科学的或系统的方法，路径的探索。

17
苏格拉底通过城邦的正义，一个目的在先的例子，以大见小地来分析灵魂的正义，或正义这个理念的定义。这就需要基于城邦的正义是一种落到实处的情况。但是历史证明苏格拉底关于城邦的正义的讨论，只是一种乌托邦，实现不了的理想，那么，它还有作为正义这个理念的分析的对象或实例的意义么？或者说，这个分析还合法么？
这里考虑城邦作为目的在先考虑怎么做的例子，在这个例子中有经验的东西，但是也有某种逻辑预设。这里的经验的东西是需要实证的，但是，作为逻辑预设的东西却是作为先天预设，无需论证不可论证。这里逻辑预设的东西就是目的对于行动的规则对于怎么做的规范，这是目的和怎么做之间的先天约束。由此带来做和结果的东西之间，做出来的结果的东西和目的之间一致的要求。这个要求产生出怎么做和结果的预设/目的的一致之间论证的要求。由此可见，论证的要求是先天的，而非后天的。
苏格拉底的阐述，虽然其具体的谋划，落为乌托邦的空想，但是，这个谋划作为实例拿来做善或实践中原因的东西的分析时，那经验的东西本来就是要被搁置的成分，留下来的就是善落到作为方法论的辩证法的分析。因此，理想国作为乌托邦无损于善的分析。苏格拉底突出来的不是实在的具体内容或对经验负责的思想，不是先验命题的真理，而是方法论本身，它非实在而先于实在的理念，先于实在的或具体内容蕴含经验判断的真理。它是先天逻辑而非先验逻辑。
善产生出真理和知识来，这里的真理和知识是作为范畴而非具体东西如同亚里士多德的第一实体的某物那样的东西。而我们日常谈到真理，可能运用后一种用法，通过它指的是实在的具体的真的思想。这不是辩证法负责的东西。
科学中概念的运用，这个概念在于任何实体，它处于这个概念之下，那么，…。是一种概念思维。它为具体的某物的代入作出判断。只是，后面跟着的句子，…，不是一个先天逻辑的句子，而是一个科学考察给出来的蕴含特定思想的表示自然的规律性的句子。
而苏格拉底的善的分析，突出来的是人的有意识本身的先天逻辑。只要在实践领域，人就总是只能这么考虑问题，它才能够可以预期地产生出真的东西来。

论证的要求，辩证法作为方法论作为逻辑指出来，这点不是论证的结果，而是分析的产物。实践就是如此这般做到的东西。要有意识，有结果的预期，就存在论证的要求。

善，论证的要求（辩证法的运用），是分析中水落石出的东西。它们作为有效的实践中日用而不知的逻辑配置。

理想城邦的设想和谋划，作为实在的理念（城邦的正义 或正义的城邦），它是蕴含善，但是不止于善，还蕴含经验世界中的实际情况的东西。比如人性固然作为类比自然科学对于物性的考察。这不是善所蕴含的东西。类比语法不对实在负责。这里的经验中人性物性固然固然的东西，是经验科学研究的对象，而非形而上学的逻辑对象。

18
善落到作为方法论的辩证法，本体论的诉求，得到的是一个方法论的东西。
这就是说不存在实在的绝对真理，真理总是某种相对的东西。基于某种条件之上的结论。这就是说，某个命题看做真理作为逻辑配置，就总是需要其根据或条件的指出。离开条件或根据的真理，类比w的说到的东西和做到的东西之间的区别，语言和意义的区分。或者弗雷格那里真不在语音系列之内，说出来的一个命题“是真的”，和这个命题是真的之间，是两回事。

善突出来的是作为分析命题而认识到的，在实践的做中，反过来作为本体上在先确定下来的落到方法论的东西，作为实践之为实践所需的先天逻辑，绝对原理的认知，并总是自觉地把这绝对原理在一切行动里运用出来。
善突出对于有意识（方法论）的有意识或对于方法论的认知。它作为本体论的知识和真理，总是要在认识活动（一种实践，认识行动作为实践）和实践上作为绝对原理贯彻始终把自身做出来：这是一个逻辑配置的阐述而非经验命题。
这样，善作为先于实在的理念，自身非实在，这句话就落到善这个概念的内涵作为一切实在的真理之为真的原因的分析种，作为其中普遍逻辑的东西的突出。这就是对于实在的真理或实在的真的理念提出其何以为真的根据的审视的要求。这真之为真的根据的审视的要求，可以类比w的语法考察作为超级语法句子的情况。这是先天的逻辑命题。分别作为实践之为实践，语言游戏之为语言游戏的逻辑配置。

这样，逻辑配置的句子，逻辑命题虽然在对于本体的认知而言（这个意义上的对于形而上学的本体的认识论），作为分析命题，是分析的产物，但是在经验的实践具体的实践中，突出一个自身并非实在的，或者用弗雷格的话，它是不满足的，指出它在实践中的逻辑地位，并非是没有意义的。实践就在于把不满足的，先于实在的非实在的东西，和实在的经验情况在结合中给出整体的统一，从而产生实在的实践，做出来的东西和做得出来的东西。非实在的方法论，绝对原理，原则的认知或有意识，是理性的内容，离开它们就谈不上理性。

它们是构成现实中实践作为满足的东西做得出来的东西的普遍逻辑或绝对原理的部分，它作为非实在的，不满足的东西，对于实在的真理、满足的东西的造就具有贡献。

19
l 僭主型人格而社会生活中没有当成僭主

僭主的不幸本质上不在于吃孩子，而是自身欲望对于自身理性的吞噬。从吃孩子到僭主基于定义就指出来的必然的不幸，又是一个从城邦的正义到灵魂的正义或正义这个理念之间以大见小的关系。大，在于作为结果上做出来的东西，看得见的东西。小，在于作为可思世界的原因的理念，它不是可见的。两者之间本质上不是大小关系。苏格拉底用大小关系，是在一个很大而看得见，另一个很小而看不见，在并非可见的东西的意义上使用小。他要突出来的不是相对的大小，而是可见和不可见的东西，可见和可思的东西之间作为根本不同的东西的联系：大者喻结果，小者喻原因。
死亡问题比吃孩子更本质。死亡问题就是灵魂问题。它总是把自身整体的审视带入有意识，并且诉求其统一。这统一的诉求产生理性的诉求和智慧的洞见。在这里，智慧就落到并非具体的东西，可见世界中经历的东西，而是统一的诉求的产生出来本身。死亡问题类似于在做一个对于可见世界中自己做出来的东西的归因。提出这个原因的存在的诉求。原因的存在，有赖于做出来的东西能够在某个东西之下统一得起来。
反过来，和死亡问题相对的是青年的正义问题，这伦理命题。它要求的是能够统一实践的原因的东西，不但是可思的，而且还得是可行的，做的到的。排除逻辑上就不可能做到的思想或理念。
实在的理念作为实践上在先的东西，它置于实践之中，总还是在作为可思的东西，作为思想的可能性空间中的东西之外，还被提出做的到的要求。它还需要是逻辑上得以可能的。联系w指出来的说到想到和做到的区别。人基于语言思想，总是会在一种理性/先验概念的先验运用的意义上，先验地使用语言。说的出来的，想到的似乎总是做的到的。这是理性先验运用的幻觉。可以用直尺和圆规两等分一个角，我们也可以顺着说：“用直尺和圆规三等分一个角。”但是这已经在数学上被论证逻辑上不可能。
语言具有一种说到和做到之间直接联系的魔力。这是由从语词的指谓开始，句子的思想的意谓真，是语言和意义之间的语法考察的认知的缺失所导致的。语法考察总是基于语言使用的语境来作出。从语言到意义，总是有赖于语法的勾连才得以成行。不然，它只是没有根据的设想。从语言得到的，意义的东西，如果脱离语法考察，得到的就不是关于世界的谈论。在关于世界的考虑中，这样的语言就没有意义。

关于分析。
从城邦的正义到灵魂的正义，看作一个分析活动。其中经验的东西里，又蕴含智慧的来源。这就是苏格拉底说的认识人自身的要求。落实到经验科学的命题上，就是近代马斯洛这种对于人的需求模型的理论。
苏格拉底仅仅指出认识人自身的需要，并没有考虑作为其内容的任何需求模型的东西。这就类比其对于正义的谈论里，Justise，恰好的，正当的，这个概念总是蕴含一个基于什么东西作为轴心来考虑的恰好，它是一个不满足的，相对的形式概念。而指出这点时，就是指出理性的统辖作为正义这个理念的逻辑配置。欲望也具有目的诉求的产生，它也会产生出来自身的工具理性的东西。苏格拉底通过理性这个概念突出来的是一种总是在整体上作出审视的要求。它总是把欲望，把种种实际的需要置于一个整体中来审视，突出一种整体的视野。把欲望种种作为多带入一个整体的审视考虑中来。因此，理性突出来的是这种时时或总是尽可能作出整体审视的，对意识和认知（作为智慧）提出向上升的要求。这就是对我提出了多的统一，提出to be的要求。这里突出来的是一种形式概念，或者实践中的逻辑的东西。而非经验命题。
回到分析。把经验内容置于“经验”这个词之下，置于经验条件的指出这个概念之下。语言上的这种处理，使得可以从可见世界中经验的例子开始，作出语言上的谈论。这种谈论把经验的内容（经验命题），以及经验中的科学命题（先验命题），一并置于概括之下不做进一步分析的考虑，搁置它们，得到。就是对于实践之为实践的逻辑的东西在一个分析命题中的浮现。

苏格拉底对实践的经验作形而上学或普遍逻辑的分析。近代的分析哲学作很多经验的分析而非形而上学的分析。比如心脑关系中，一边是意识，一边是物理脑，前者内醒直观，后者外直观。基于两者在现象中给出来的先后因果联系，来分析两者之间现象上的这种联系的原因。这不是形而上学。它处处要求论证的逻辑和相应论据。
但是这种分析总是具有其形而上学的基础。这是分析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