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章以《抗暴诗》为题，我深以为不妥！这只能说是因苏轼与王安石政见不同，主要分歧是在财税政策改革上，王安石搞租税、差役、兵役等货币化改革，同时给农民提供小额贷款，而苏轼则主要保留出劳力代役等传统形式，认为政府不应当与小民争利。其他方面的意见不是很大。苏轼与司马光等人是不同的，只要是王安石赞同的，司马光一律反对，因此后来司马光上台执政，苏轼也是受排挤的。
苏轼在王安石变法期间而写了许多描写百姓苦难的诗，也因为受到排挤而写了很多诗来排解心中的郁闷，这并不能称为“抗暴”！
据传，苏东坡在朝廷当礼部尚书之时，有一日，他去王安石的书房乌斋去找王安石，王不在，见乌斋台桌上摆着一首未写完的诗——“明月枝头叫，黄狗卧花心。”苏东坡瞧了又瞧，觉得明月怎能在枝头叫呢？黄狗又怎么会在花心上卧呢？于是提笔一改，将诗句改为“明月当空照，黄狗卧花荫。”王安石回来后，对苏轼改他的诗极为不满，就将他贬到合浦。苏东坡到合浦后，一天，他出室外散步，见一群小孩子围在一堆花丛前猛喊：“黄狗罗罗，黑狗罗罗，快出来呀？罗罗罗,罗罗罗。 ”苏东坡出于好奇心，走过去问小孩喊什么，小孩说，我们叫虫子快点出来，好捉它。苏东坡凑近花前一看，见有几条黄色、黑色象芝麻大的小虫在花蕊里蠕动。又问小孩说这是什么虫？小孩说：黄狗虫，黑狗虫。苏东坡离开花丛， 来到一棵榕树下，正碰到树上一阵清脆的鸟叫声，问旁人，这是什么鸟叫？旁人答道：这叫明月鸟。此刻苏东坡才恍然大悟，知自己错改了王安石的诗。从史实上看，王安石罚苏东坡，错改两句诗不过是表面上的次要的原因，实质上是政治上苏轼反对王安石变法。
北宋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被贬调湖州。在奉调时，苏轼依例向宋神宗上表致谢。在表中写出了略带牢骚的“知其生不逢时，难以追陪新进；查其老不生事，或可牧养小民”一句。当时朝中政敌章敦、蔡确等人借此指责苏轼以“谢表”为名行讥讽朝廷之实，妄自尊大，发泄对“新法”的不满，请求对他加以严办。御史李定、何正臣、舒亶等人，举出苏轼的《杭州纪事诗》作为证据，说他“玩弄朝廷，讥嘲国家大事”，更从他的其他诗文中找出个别句子，断章取义的给予定罪，如：“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本来苏轼是说自己没有把书读通，所以无法帮助皇帝成为像尧、舜那样的圣人，他们却指他是讽刺皇帝没能力教导、监督官吏；又如“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说他是指责兴修水利的这项措施不对。又如“岂是闻韶忘解味，迩来三月食无盐”，说他是讽刺禁止人民卖盐。于是朝廷便将苏轼免职逮捕下狱，押送京城交御史台审讯。此时，沈括还出来告密，说苏轼诗作有讥讽朝政之意，章敦等人便以苏轼的诗作为证据（令苏拭倒霉的诗句是歌咏桧树的两句：“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蜇龙知。”这两句诗被人指称为隐刺皇帝：“皇帝如飞龙在天，苏轼却要向九泉之下寻蜇龙，不臣莫过于此！”）指控他“大逆不道”，想置他于死地。一场牵连苏轼三十九位亲友，一百多首诗的大案便因沈括的告密震惊朝野。这就是著名的“乌台诗案”。 至此，东坡与王安石的PK暂告段落。
当然，东坡在政治上的失意并非完全是消极的影响，苦难成就了东坡，东坡之后诗词进入成熟期，写下了许多名篇，如《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江城子 密州出猎》、《赤壁赋》、《大江东去》、《临江仙》、《记承天诗夜游》《念奴娇》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