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6月参加了新世相·图书馆计划，读了4本书，其中有一本是《美国大城市的生与死》。这本书中的部分内容刚好跟我工作中的部分内容互相印证，就想以“城市的生与死”为主题写一篇感想，拖了半个多月之后我又认为更好的思路是结合人在城市中的迁徙来下笔。
城市的生与死
城市有其性格和寿命。
我喜欢大城市，离开学校参加工作的前七年逛遍了国内的大型城市。在我眼里，北京和上海是30到40岁之间的中青年，性格中有包容的一面也有市井的一面，经过磨砺后温润圆滑；深圳和广州是20多岁的青年，有着热血奋发的激情；成都是接近二十岁的年轻姑娘，对世界充满好奇，总想尝试新东西又不太愿意吃苦。
Linda很喜欢台湾，几年前曾单独去台湾游玩，前几个月我们带着秣秣去了一趟台湾，那是我第一次踏上台湾的土地。我的整体观感是这个岛在老去，在我见到它的那一刻，我仿佛看到一个接近60岁的人，尚能健步行走，但已见力衰。
我们的行程是从台北至花莲，是Linda前几年没有走的那一段。
我习惯到一个地方先观察当地的商业氛围，台北的商业氛围明显感觉到在冷却，我们去了几家有名的shopping mall，普遍人流稀疏。市中心的艺术中心、创意市集也是同样的景象。
花莲更加明显，前些年火爆的两个夜市现在已经合并为一个，本应最热闹的时段，夜市街上人烟寥寥。我们观看了“十鼓击乐团”的一场演出，我认为是非常优秀的鼓术演出，但现场观众仅有十余人。乐团的团员们在训练演出之余要靠售买饮料补贴运营成本。
今年下半年计划全家去一趟日本，主要目的地是京都。断断续续做了一些功课，虽然还没有过去，已经获得了基本的观感：日本整个国家就是一个年近70岁的老人，面临衰亡的前景让人绝望。
城市规划对城市寿命的影响
简·雅各布在1961年写成《美国大城市的生与死》这本书时，人口老龄化的端倪尚未出现，她这本书的核心内容是“城市应该如何规划”，我阅读她这本书时的核心体会是“城市规划的功能多样性”。
这本书中花很多篇幅提到“波士顿北端”和“纽约曼哈顿南部”，后来作者对曼哈顿南部提出的规划设想被当局采纳实施，但波士顿的变化是我不清楚的。曾经有一个生活在波士顿的人提过：“你没有去过波士顿？那你一定要去，那里是美国最棒的城市！”我对波士顿的印象只停留在Harvard、MIT、BU、NEU这几所顶尖高校和独角兽（波马），不过本地居民的观感证明了后来波士顿的城市规划是成功的。
美国也有“死亡”的城市，例如底特律市的破产，2011年的一部纪录片《城市化》（Urbanized）中提到了底特律市本地居民的生活重建，但那已是在城市的尸体上从头开始。底特律市的破产是城市产业单一化的恶果，也是城市规划失败的案例。
前几天跟北京总部的同事聊天，提到北京世贸天阶的没落，成都市中心项目摩尔百货今年初正式停业，以及诸多类似项目的衰落，其实都有着“功能单一化”的原因。
这功能单一化不单指项目本身内部业态的单一，还包括客流量的组成。现在商业地产领域普遍倾向于建设运营有写字楼、住宅、酒店及综合商业的综合体项目，避免商业项目人流集中在某一个时间段内。
城市的规划是对人的居住环境的规划，简·雅各布认为这其中的重点在于满足人的需求，而不是“美“。在城市规划中更应该注重每个街区功能的多样性，而不是将城市认为划分为不同的“功能区”。
在实际的商业运营中，多样性的街区更能支撑客单价低但品质优的商户存活，而传统市中心商业体的弊端慢慢显现。在传统零售业受网络购物冲击的时候，业主倾向于对体验类商户进行招商，但是客流量高峰期短的致命缺点，让营业额的“天花板”降低，而高租金又提高了成本的“地板”。上下两端挤压，使诸多商户宁可避开市中心，进驻有大量住宅及办公人群的综合类社区商业体。
人的迁徙
今早东北的表姐给我发消息，问北京望京附近的房子租金多少钱，原来是她的一个朋友的孩子大学毕业后找了份北京的工作，一心要到北京打拼。那是个单亲家庭，之前是母亲一个人辛苦赚钱养家，家里没什么积蓄，母亲担心孩子受苦，又担心“以后去哪找钱给孩子在北京买房子？”母亲苦劝孩子留在黑河不果，只好答应。她想让孩子自己在公司附近租个单间住，还要跟着去北京照顾一段时间。
我当时想说：“这当妈的是脑子被驴踢了吧？”这话当然不能直说，只能让表姐劝劝那个朋友：“孩子成年了，就让孩子自己想办法养活自己吧！再说孩子既然做决定要到北京打拼，也知道家里的情况，那就是做好吃苦的准备了。到北京是个好决定，至于买不买房子，我还真不觉得这是什么问题，我认识的人里面买的起房子但是不买的大有人在。”
我2007年到北京工作，跟大学同学在牡丹园的一个老塔楼里面合租一个两居室改建成三居室中的一间，总面积8平方米，住了两年。这么看似乎有些心酸，但其实没那么不堪，对于单身的人来说，离工作地点近、有网络、有空调暖气、有一张床的宿舍远比离工作地点原的大房子有价值。
每次北上广深房价上涨时就出现“逃离北上广”的呼声，谁真的逃了？即使真有人走了，那确实也就是逃兵，自己心中知道自己“败了”。
2013年时Bloomberg曾做了一个图标对比2030年中国的人口结构和2013年日本的人口结构，如下图：
而日本的情况是怎样的？2013年11月，65岁以上日本国民人数占总人口百分比首次超过25%，而且老龄化在持续加速。
在人口老龄化形势严峻的前提下，大城市就像抽水泵，吸走了所有小城市的精血，也就是年轻人。北京和上海又是所有大城市中功率最高的抽水泵，这一代人离开北京上海返回家乡，也许自己尚能安稳终老，那自己的孩子呢？让自己的孩子重走自己高考、学校毕业作为第一代移民到北京上海从头拼起的老路？还是让自己的孩子生活在只有老年人没有年轻人的家乡？
2012年我岳父母去北京暂住时，仅仅同一个县城在北京孩子家暂住的朋友们就凑了两桌酒席。当我回到家乡，见到留在家乡的同学，发现已经无话可说，那是野兽与家畜的区别。
我的祖籍在山东一个土地贫瘠的村庄，那里有一些奇怪的习俗，村里人会把自己的孩子跟亲戚的孩子换着养。我的表哥喊我的姑姑（他的母亲）叫“婶婶”，因为他生下来就被送到伯伯家养大，直到上小学才知道自己喊“婶婶”的人才是亲生母亲，但是已经改不回口了。
我小时候曾经问过大人们这个习俗为什么存在，没有人知道或者愿意说出来。后来我自己想明白了，换着养孩子有一个好处：不用眼睁睁看着自己孩子挨饿，孩子死了也不会撕心裂肺地疼，这个道理跟“易子而食”是一样的。
我小时候只知道父亲有一个姐姐，后来才知道其实我还有一个大伯，小的时候拉痢疾脱水夭折。我奶奶说过父亲从小身体好，从来没得过病，母亲有一次跟我说：“幸亏你爸小时候身体好，要不然在你老家那种地方活不下来。”
母亲家所在的村子要富裕一些，但也是吃不饱饭的，村子里组织人闯关东时家里最大的两个姐姐上了车去东北淘金，后来定居黑河。
我的父亲母亲长大后参加高考、上大学、分配到一个县级市工作，又后来调换工作到一个离地级市比较近的县城，以县城为跳板最终在地级市定居，再后来我高考到天津，毕业后留在北京。
我在成长的过程中认真看过乡村、小城镇、小县城、三线城市、二线城市、一线城市的样子，深深体会到大城市中的协作体系对于个人发展的重大推动作用。有时感到命运的强大，从远古至今的血脉是多少代人挣命才延续下来，这其中的每一代人都用自己认为最好的选择为下一代打下基础，而自己在看到向前向上的道路之后，又怎能回头？
未来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人工智能从重复性琐事中极大地解放人的时间、精力，生存资源的极大丰富反而带来严重的两极分化。按照罗振宇的说法，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会活的像蛆一样，被养的白白胖胖的，什么都不做，每天躺在床上抱着电脑消磨时间。
我们一直生活在丛林中，努力给自己和家人争一个方便捕猎的好位置吧。
胡适引用易卜生的话说：世界是一艘下沉的船，最要紧的是先救出自己，将自己先塑造成一块材料。
【扩展阅读资料】
简·雅各布斯 《美国大城市的生与死》
美国纪录片《城市化》（Urbanized）
台湾纪录片《城市的远见》
《人文经济讲座：人口与创新》观后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