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云：
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至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也。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此谓物格。此谓知之至也。
这一段是朱熹补充进来的，自古来颇有争议，但也流传了近千年，的确原本《大学》中是没有关于“格物致知”的论述的。而格物致知，显然又是极其重要的，正如前文经云：“……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无论如何，就这一段文字，从逻辑关系上看，格物致知，都是修身当中的重要因素，关键条件，是修身的起点。前辈们对此也多有论述。
那么到底所格之物为何物？所致之知为何知？为何这又成为修身的首因起点，却总是不明究里。
本节试作探究：
回到《大学》宗旨：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壹是以修身为本。
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修身。
我想应该很明了了：
所格之物，应是天下万物，所致之知，应是“明德至善”、万物之“本”，从世间万物之中感悟到万物之理、万物之本、万物之道——观天相以察人道，寻找自然与人生的共同道理，即“天人合一”，以天理启人伦，以天理化民心，这就是修身“明明德”，修身就是通过对宇宙万物大道的体察，来调理自己的身心，遵循宇宙大道，去修身处世，从而齐家治国平天下，教化百姓，这就是“古之明明德于天下”。
而这“古之”中的代表人物，就是尧、舜、文王，而他们正是格天下之物、穷万物之理、从而诚意正心、修身至善，教化百姓、世人永怀其德。他们是如何格物的呢？文中也有举例：他们面对自己观察的困惑，辗转钻研——“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他们就像切兽骨做饰物那样，反反复复地切、磋，以使光滑柔美，如雕琢、磨制玉器一样精心、耐心、专一、执著，以使玉器晶莹光洁，他们对万物的观察钻研，都是深入的、持恒的、专注的，他们无不是竭力而为，务必穷其至理，抓其根本，他们举一反三，明察物理，看他们神态，常常庄严审慎，严谨细密，又常常为此豁然开朗，勃然贯通，把既得之理，教化百姓，那神态，真是“瑟兮僩兮，赫兮喧兮”，世人怎么不敢其贤德受其利益呢？怎么会忘记他们呢？
他们应该通过格物明白了这样一种道理：万事万物，都有他们自身的规律，都有本与末，都有始与终，都有先与后，都有阴与阳，都有他们自身的“道”，而如果我们也依此道行人道，那么就是“德”，是上天启示给人类的德，就是“明德”。正如《内经》曰“和于阴阳，调于四时，去世离俗，积精全神，游行天地之间，视听八达之外”。
这就是格物致知以修身、以明明德的典范啊。
用《中庸》里的话，格物，就是“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用《大学》前文中的话，就是“如切如磋者，道学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瑟兮僩兮者，恂栗也；赫兮喧兮者，威仪也；有斐君子，终不可喧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即写了过程状态，又写了结果、影响。
如何格物致知，何以把格物致知作为修身的起点，至此明矣。
故朱熹补之曰：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此谓物格。
然而，王阳明当初应没有完全理解其义，于是便死板地跑到竹林里进行“格竹”，以体验朱熹“穷其理”“豁然贯通”“表里精粗无不到”“全体大用无不明”到底是真是假，能否实现。当然他失败而归，更生出不少埋怨：啥都格不到，假的！“天下之物本无可格者，其格物之功，只在身心上做”。王明明认为，修身，不需外求，只需内求，找到那个内心光明的“良知”，只要“致良知”，则自然可“明明德于天下”，这应是佛家思想的影响：众生皆有如来德相，自性光明，亦如阳明临终所言：“吾心光明”。所以，格物不如格内心。即“为善去恶是格物”。此理我也认同。
“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
物有运动之理，研其运动之道，无外力、电、能也，即为“物理”；物有转化之道，无外分子、原子、粒子运动转化，由此物而化为他物，即为“化学”；大地有高低起伏，低处水聚，高处迎风，高低自随地质运动变化而变化，于是风雨、气候、冷热为之成，于是动物、植物、水生物为之异，此为“地理”；一方水土一方自然，一方自然一方文化，一方文化一方风俗，社会制度、政党理念为此而出，即为“政治”；万物皆可用数字表示，数字变化有规律，有公理，此为“数学”。
万物之理，皆有共理，此为“哲学”。哲学之道，教化庶民，便是明明德，止至善。
总之，格物致知，外物要格，即心外求法；内物也要格，即降伏心魔烦恼，为善去恶，即心内求法。唯此，可意诚，可正心，可修身，可明明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