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来想写点关于父亲的文字，但总是让各种各样的事情给耽搁了，今把曾经的片言只语串了起来就成了下下面的一些文字。  原本只想写点有关的片断，但写起来时就无意间把一些事都串了起来了……

      父亲从未上过一天的学，听他讲过，大概是上个世纪50年代初期，国家开展文化扫盲运动的那一段时间，上了一阵子的扫盲夜校，在扫盲夜校里学到了一些字，仅此而已，因而也算认识几个字吧。

      父亲在世的时候曾经给我讲过他小的时候与大人一起为讨生活而跨过县界省界去邻近的省份去烧碳打零工；二十几岁就到了我们现在这个城市里的煤矿干活。父亲说好象是第二、还是第三年我们这个城市被国家批准建市了。

      城市建市之初，父亲也曾经离开过煤矿一段时间，到当时的交警系统服务了一阵子。我也曾问过父亲为什么又回到了煤炭局系统呢？父亲告诉我的理由很简单，主要因为当时煤矿里各种待遇比那里及其他地方要好要高些，就是这样子。

      从我记事的时候开始，父亲就因为身体原因而被调到了当时的地面干行政方面的工作（当时煤矿流行的说法是井下与地面，用这两个词来区分一线与二三线工种）。那时的父亲走起路来已经明显地慢了起来，没有我小时候看到的那样轻快和矫健了，几乎是三步一停顿，或是一步三喘气。后来才知道父亲患的是矿山特有的职业病——矽肺。当时不知何故检查被确认时，所谓的医生专家说还只是矽肺病的初级，之后不久的一次复查就直接定为三级，因为那时若是被确诊为三级矽肺，按国家规定是要被特殊照顾的，而且一切工作待遇与上班时一样，甚至还要好些。其实父亲被确认患病时已经是最高级别的三级矽肺了，只是存在一些不愿说出的原因罢了。

      父亲被确诊矽肺病后就开始了每年定期的疗养生活，先是在矿务局职工医院，后来又被安排去了空气更好的地方——庐山疗养。那时我也正好高中毕业了，就与同学一起去庐山旅游了一回，并随父亲一块回到我们这个城市。

      我们是坐船回到我们这个城市的，因为是逆水行舟，在船上要待上五六个小时，这个时段是我和我父亲近距离亲密接触的相对最长的时间段。父亲显得特别地高兴，与之前在我心里的父亲以严的形象相比，简直就像是判若两人。那天父亲和我聊了很多，最让我记忆犹新的是他讲述一次送同事回家时，在一条还很宽敞的道路上被一条毒蛇咬了，腿肿得像小水桶口一样粗，若不是治疗及时，一条腿就没有了。他由此告诫我说，在世间做事一定要处处与人为善，多帮人多做善事是有好处的。父亲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至今我偶尔和母亲回故乡省亲，一些乡里乡亲的老人们还在念叨着说，你父亲是个大好人，只可惜得坏了病呀……

      从那时起，我才真正地开始了解父亲了。父亲的个性极为耿直，爱憎也常常写在脸上；对工作一辈子兢兢业业、勤勤恳恳，不管是做什么工作，他可谓皆是任劳任怨地干好他认为是事的事。所以，我们家里的开水瓶、脸盆等等物品很多都印有“奖”字。父亲是个不善言辞的人，表面极为严肃，平时少言寡语的人；他用他这种性格告诫我，与人打交道要紧开口慢开言，以少说多做为本；遇事能帮则帮，不要吝惜自己的力气。

      那时，我和姊妹们最盼望的是过年，特别是小年已过屋里基本上是充满了烧好的菜油的香味。每当这个时候，父亲会准备丰富的年货，平时精打细算，从不乱花一分钱的父亲，这个时候却显得特别地大方，把一年积攒下来的各种票证都毫不吝啬地用了出去。母亲常常是做下手，父亲则是主厨。油炸的肉元、藕元、绿豆元、藕夹、炸鱼块等，还做些粉蒸肉、扣肉及一些诸如玉兰片（这是母亲的专利）、翻身果；还用砂粒炒一些花生、蚕豆等……

        因为我家门前有一个小院子，虽然我父亲表面严肃甚至可以用威严来形容，但对我们这些小朋友还是很关心的，特别是喜欢学习读书的人。那时的学校老师要求放学后按照居住的区域划分或组织了课外学习小组，我家就是我姐或是我的学习小组的聚集地。若是我父亲在家，那学习的氛围和做作业的速度则是特别地安静及快，若是到了吃饭的时间，父亲绝对是做好了饭菜，和颜悦色地让大家留下来吃的；曾经有位同学就跟我说过，你父亲其实蛮平易近人的呀！

        从庐山回来后不久，父亲的病情就有加重的趋势；之后的数年基本上是在床上或是在躺椅上度过的。那一年初冬的一天，我家需要搭建一个柴火灶。父亲拖着病体准备自己亲手来干，我对父亲说：“还是让我来吧！”父亲用怀疑的眼神看着我，最终还是因为其身体原因不是很情愿地把工具交给了我；脸上始终挂着一脸疑问的表情：意思是你行吗？

      说实话，因为那时家庭条件不是很好，小学毕业时，父亲通过他的单位里的同事把我送到他们基建科的土建队，做了一个暑假的临时工。在那里我看过那些泥瓦匠师傅们干活，对怎么砌砖、和泥等等也略知一二。虽然今天接过父亲给的工具，其实心里仍然有些忐忑的，但仍还是有一点自信的成分在里面。在搭灶砌的过程中，父亲一直在旁边指导，那时的我毕竟还是个毛头小子，也处在一定的叛逆期的后期阶段，偏不按照父亲的说法去做，依旧按照自己的想法砌着炉灶。父亲当时很是生气，干脆就坐到躺椅上嗮太阳去了，嘴里还嘟囔着说“看你怎么做，看你反生的（地方话意思是不听话）”。

        我足足用了一整天，自己和泥、砌砖、粉刷，最后灶面还贴上了瓷砖，总算在天黑以前把事情做完了。收拾好工具和场地以后，我就去洗澡了。吃饭的时候母亲轻声地对我说，你父亲在你洗澡时去试了试你搭的灶，说“这小子还是有点心窟窿的，灶还是很起火的。”这说明父亲对我砌的灶还是满意的。之后，我在做些什么，父亲就很少操心了。

      有一件事让我至今仍然记忆犹新，那就是在父亲病情加重时送到职工医院后，我回家拿一些父亲的必需用品，在他的枕头下发现了一本名为《作品》的杂志，杂志的期号与里面的内容已经记不清了，但杂志的封面依然还有点印象：主色调是白色的，在一个红线条的方框里是一幅木刻画，《作品》两个字是行楷书写的。我拿着像是已经看到一半杂志愣在那里半天，直到母亲催促我时才醒过神来。后来在医院里我问父亲那本杂志是个什么情况，父亲告诉我，是有人送到单位，他也就买了一本看；你冇翻一下呀，杂志里我不认识的字都做了记号，准备问你们的。后来我再翻那本杂志，里面真的用铅笔很轻地标记了一些圈圈点点的……父亲让我把那本杂志带到他住的职工医院里来，他说那本杂志还没有看完，要继续看。可是直到父亲离开人世时，那本《作品》他依旧没有看完，定格了在杂志的三分之二的页面处了……

      父亲的一辈子少有与人一争长短的时候，能自己做的事情绝对不麻烦他人，若是他人有困难他会倾力相帮的，从不计较。2020年疫情防控期间，我作为志愿者中的一员，在负责包保的三十多户人家中就有以前是我父亲的小同事（当然，现在也是七八十岁的老人了），偶尔和他们聊天时，他们对我父亲的评价就很是让我感动，因为很多事情其实已经过去三四十多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