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那件让人忧伤的事情最终还是发生了时，在那数不清的眼泪中，在那即将消失的繁琐礼仪下，我第一次深入地去感受、去认识我所生活的那个大家庭，重新审视我曾忽略掉的那些人和事，感受到从来不曾如此深刻的理解和爱。
挂掉老爸电话的时候，时间停在七月九日的二十三点三十一分。那时候，大伯刚刚离开人世，我刚刚关掉电脑结束一天的工作。电话中老爸的声音疲惫而平静，我不知该说些什么安慰他，尽管一切都在预料之中，可指针真正停摆的那一刻，我们还是茫然无措。无言以对，一时间父女俩都陷入短暂的沉默，接着听到低沉的一句“可以买票了，早点回来吧。”我“嗯”了一声，莫名其妙的伤感一股脑涌上来。是的，可以了。我如同领到一道圣旨，又如同得到了一张回家的通行证。半个多月的等待、煎熬、不安和惶恐，在那一刻都化为心底的一片空白，浑然间只知道回家的时间到了。
盛夏七月，燥热难耐，大伯的葬礼就在这个炎热如火的季节进行。
从北京飞宜昌，再从宜昌搭高铁到荆州，再从荆州坐汽车到江陵县城郝穴镇，这是我的回家之路，我从凌晨四点走到下午两点。即使现代交通网络四通八达，回家的路还是几经辗转，但相比很多年前却已便捷许多，我该知足和感恩。和当下中国的任何一座小城镇一样，我的家乡也裹挟在现代化的发展洪流中不甘落后，到处都在修路、修高铁站、修长江大桥，建新楼盘、建化工厂、建废旧汽车回收厂，建服装厂等等，一派日新月异却又空旷寂寥的景象。
表哥和妹夫开车到汽车站接我和堂妹回家。夏日的午后，大马路上车少人少，表哥兴致高昂地要我拿他的车练练手，可是我胆小不敢。到了村口的小卖部，表哥停下车，要我们姐妹俩去给大伯买挂鞭，说只能我们自己买，他们都不能代劳。我知道这又关乎到丧葬的礼节问题。我和堂妹常年在外读书、工作，对家乡的各种礼俗所知甚少，以往参加各种红白事都有爸爸妈妈或长辈们帮着做主，且可仗着年纪轻不懂事而不闻不问，转眼间这些繁复的礼节和人情世故都成为早已成人的我们必须亲自面对的问题了，有些事更是无人可以为你代劳了。依照表哥的嘱咐，我们姐妹各自买了一挂大鞭炮。
车子到达大伯家门口的时候，门口屋檐下已经搭起了大棚子，这是老家的习俗，无论红白事都要搭棚子，便于待客。有点意外竟然没有听到亲人们嚎啕大哭的声音，只看到一众亲友零散地坐在堂屋和棚子里闲聊，有姑妈、姑父、大妈、堂姐、妹妹、堂妹、幺叔、幺妈、堂哥、嫂子等人。刚下车，幺叔迎过来，看到车厢里的两挂鞭炮，略感欣慰地说这次还不错，知道要买鞭回来。我说我们哪里知道这些，都是表哥跟我们说的，我们照做而已。
堂屋已经布置成灵堂的样子，靠墙摆放着大伯的棺材，正中央的方桌上摆放着香炉、蜡烛、香等，桌上一角还摆着大伯的遗像，面容清癯，却笑得慈祥。两位姑妈靠着棺材坐着，面容沧桑，比平时苍老许多。看到我们进屋，大妈和堂哥难过的说起大伯临终时对不在身边的俩女儿是如何的惦记。担心我们会哭，小姑妈赶忙说道“别哭，别哭，今天不能哭。”为什么不能哭，我不知道。后来听说是村里的道士算过，大伯离世的时间点不太好，所以那一天不能算过世，我们要当他继续活着一样，不能哭。什么时候能哭？听说也有一个时间点。我避免去看那口棺材，心有不忍，可是再怎样避免还是会看到，看到里面被布整个盖住的大伯，小小的，瘦瘦的，脑海中闪过春节和端午时探望大伯的情景。一个人，到了最后，变得那么小，是疾病太过强大，还是生命本身就微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