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狂生李敖逝去，又引起了多少人发文悼念。蔡康永也在微博上写下了这样的内容:她一个人身上，有南帝北丐东邪西毒中神通和中顽童。他不在，那个江湖就不在了。
是的，他像一个侠客，在这个世界上带给了人们许多尖锐的思想和深刻的语言；他是一个用文字做武器的江湖儿郎；但他不是南帝北丐东邪西毒中神通，他的“侠”是一种极端到有些刺目的“侠”，而不是南帝北丐东邪西毒一般的“儒侠”。
中国哲学似乎从产生之初就像是温和儒雅又有些谨慎懦弱的中年男人，穿着灰色调的长衫，讲着“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中庸”调子。无论是儒家的“中正”，或是道家的“齐物”，甚至是最讲究“侠”义精神的墨家，也都温文尔雅地说一句“兼爱”，表现得最铁面无私冷酷铁血的法家，也会说“礼法并重、邢德并举”、“不别亲疏，不殊贵贱”。
金庸是受着中国古典哲学的精神成长的文人，他的“侠”气也多是文人幻想之中以武犯禁只为弘扬正义的儒侠，南帝北丐东邪西毒中神通，看起来一个个个性十足，潇洒不羁，但他们哪一个也都是活在“中庸”的灰色调之中，圆融平和的“侠”。
南帝北丐，都是典型的“名门正派”，段智兴因为嫉妒放任刘瑛儿子死去，虽是不当，但到底是“我不杀伯仁而伯仁因我而死”，他却为此遁入空门愧疚终生，以最平和的方式对待最多的矛盾。北丐侠义之士，掌管丐帮两大流派，却能在污衣帮和净衣帮之间游刃有余，以平和之心看待江湖各路门派。
西毒虽总是以“邪魔歪道”的身份出场，可作者还是要给他找一个“侠”者的理由。他是疯魔，但也不过是为了武学的大成。说他太过任性，他却到底是与北丐握手言和。他与北丐的结合，更是讲出了“易经”之中的“中庸”之精髓。东邪亦是“正中带有七分邪，邪中带有三分正。”用自己的生命写出了中国文化中的灰色调。
李敖却任性得多，“自由”得多，疯狂得多。他是一个纯粹的“新青年”，充满了叛逆精神和独立意识，号称要“以玩世来醒事，用骂世而救世”，甚至一度提倡“全盘西化”，来追求人民的自由。
他自诩“中国白话文第一人”，因他杂文的批判精神和投笔为枪的态度，总有人将他和鲁迅相提并论。但正如许子东所说，“李敖只有鲁迅的尖刻，没有鲁迅的温厚。”二者到底是两个不同的流派。
鲁迅是出生于中国传统哲学的年代的，生活在“国故”中逃脱不得的。鲁迅讲的是“肩住黑暗的闸门，放年轻人到光明中去。”是用“砸掉房子”的威胁换取“破开一扇窗”的目的。李敖更年轻，更疯狂，甚至于张扬到有些极端。他要的不是“破开一扇窗”，而是切实地拿起锤子来砸屋，甚至时而“走火入魔”，将人家房子里的桌椅碗盆一并砸个稀碎。
他也不如中国传统哲学的谦逊和含蓄，反倒是更加“自由主义”和“个性主义”地夸耀着自己的才能，甚至说“鲁迅被高估，茅盾文字烂”一类的话来为自己增色。也正是因此，难免遭到一些诟病。王朔批评他太自大，有强烈的表现欲而且不肯吃亏；王鲁湘也说自古以来没有一个文人如李敖一般狂妄、张扬、跋扈；萧孟能和胡茵梦更是直白地怀疑了他的人品；就是胡适也评论他“做文章切莫借题发挥。”这样一个人物，无论如何也是与东邪西毒南帝北丐中神通相背离的。
当然，我不懂他，对他的文章了解不多，对他身上那些真真假假的故事更无法评论。作为一个无知的学生，想来没有资格对他的一生做出评判，我也不愿去评论太多。但我也不愿附庸风雅地缅怀悼念他的离开，因为我想我们也没有资格判断他的离开会对整个文坛、整个世界造成多大的影响。又或者他确实不过是因为生活在了一个“自由主义”流行的时代和地区，选择了这样一种消费和玩弄自己文字的方式罢了。
只是我知道，他与鲁迅的“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不同，与南帝北丐东邪西毒中神通的“儒侠”精神也不同。他不在了，江湖不过是一个新的江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