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俭（575－647年），字士廉，渤海蓨县（今河北景县）人。北齐清河王高岳之孙，隋朝洮州刺史高劢之子，“士廉少有器局，颇涉文史。隋司隶大夫薛道衡、起居舍人崔祖浚并称先达，与士廉结忘年之好，由是公卿藉甚”。隋炀帝大业年间，高士廉出任治礼郎。高士廉的妹妹嫁给隋朝右骁卫将军长孙晟(成语“一箭双雕”的主人公），隋大业五年（609年)，长孙晟病逝，高士廉“迎妹及甥于家”，将妹妹接回家中，并厚待外甥长孙无忌、外甥女长孙观音婢。大业九年（613年），高士廉受兵部尚书斛斯政牵连，被贬交趾(今越南河内）。临行前，把自家大宅子卖掉，另买一座小宅安顿妹妹，把剩下的钱分给妻子和妹妹，只身赴岭南。武德元年(618年），钦州俚帅宁长真率兵进犯交趾，高士廉对交趾太守丘和说：“长真兵众虽多，但孤军远来，其势不能持久，城中兵士还能作战，为何受制于人呢？”丘和便命高士廉为行军司马，率兵迎击，大破其众。
李唐刚建立时，高士廉随丘和依附萧铣。武德四年（621年)，丘和、高士廉前往江陵(今湖北荆州)朝见萧铣，途中听闻萧铣被唐军主帅李孝恭击败，便转而投降李孝恭。第二年，高士廉与丘和奉表归唐，被任命为雍州(今陕西高陵县）治中。当时，李世民正担任雍州牧，因高士廉是自己妻子的舅父，而且素有声望，对他格外器重。“玄武门之变”中，高士廉释放在押囚犯，发给他们武器，前赴芳林门助战。
贞观元年（627年），高士廉升任侍中，封义兴郡公。一次，黄门侍郎王珪将密奏托委他呈递给唐太宗，他却将这份密奏扣下，惹得太宗李世民大怒，被贬为安州都督，后任益州大都督府长史。当时，蜀地民俗轻薄，百姓都害怕鬼怪而厌恶病人，对病情危重的父母，“多不亲扶侍，杖头挂食，遥以哺之”，兄弟之间不互借钱财。高士廉“随方训诱，风俗顿改”。引导儒生讲论经义，使蜀地学校再次兴盛。秦代李冰疏导汶江之水灌溉田地，沿渠之地每顷价值千金，富强之家多相侵夺。高士廉在旧渠之外修建支渠，以增加灌溉面积，蜀人赖此更加富裕。贞观五年(631年），高士廉再次入朝，任吏部尚书，进封许国公。
所谓“氏族”即门阀士族，是指以宗族为纽带所形成的封建贵族特权集团，在政治、经济、军事等领域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是朝廷选取人才的最主要渠道，同时也带来了严重的社会问题。其萌生于两汉，形成发展于魏晋，衰弱于南北朝，隋唐时期有过短暂兴起，武则天后一蹶不振，至此消亡。
唐初主要有关陇集团、山东士族及江南士族三大政治集团，以李唐皇室为代表的关陇集团在当时并不占据主导地位。唐太宗鉴于魏晋以来朝代频换，臣下乱政的教训，即位后就大力宣扬忠君思想。贞观元年三月，下诏褒奖“昔仕邺中，名位通显，志存忠谠，抗表极言”的北齐尚书仆射崔季舒等，以便树立忠臣的榜样。次年六月，唐太宗下诏谴责“亲为乱首”的隋臣裴虔通，并将其“除名削爵”。贞观六年（633年）“命士廉等遍责天下谱牒，质诸史籍，考其真伪，辩其昭穆，第其甲乙，褒进忠贤，贬退奸逆，分为九等。”“遍责天下谱牒”，是为了甄别盛衰。“考其真伪”，是为了甄别士庶。“褒进忠贤，贬退奸逆”，是为了甄别忠奸。唐太宗修订《氏族志》的标准，是以大臣对唐王朝的政治态度顺逆为原则，反映了他通过修谱维护皇权、提倡忠君的意识，借以达到甄别忠奸的目的。
贞观八年五月，高士廉上奏说：“其三百九十八姓以外，又二千一百杂姓，非史籍所载，虽预三百九十八姓之限，而或媾官混杂，或从贱入良，营门杂户，慕容商贾之类，虽有谱，亦不通（婚）。如有犯者，剔除籍。”当时全国八十五个郡除三百九十八个姓以外，尚有二千一百杂姓之类的庶族地主，“过江则为侨姓，王、谢、袁、肖为大；东南则为吴姓，朱、张、顾、陆为大；山东则为郡姓，王、崔、卢、李、郑为大；关中亦号郡姓，韦、裴、柳、薛、杨、杜首之；代北则为虏姓，元、长孙、宇文、于、陆、源、窦首之。”高士廉等人经过几年的努力，编成《氏族志》草稿，进呈御前。当唐太宗看到把山东士族之冠崔民幹列为第一等时，甚为不满，说：“我平定四海，天下一家，凡在朝士，皆功效显著，或忠孝可称，或学艺通博，所以擢用。见居三品以上，欲共衰代旧门为亲，纵多输钱帛，犹被偃仰，我今特定族姓者，欲崇重今朝冠冕，何因崔民幹犹为第一等？”特加明示：“不须论数世以前，止取今日官爵高下作等级”，提出“尚官”不“尚姓”的原则，并“更命刊定”。贞观十二年(638年）春正月，《氏族志》最后定稿，“厘正讹谬，舍名取实”，收入了二百九十三姓一千六百五十一家，姓分九等，共计百卷，唐太宗下令颁行天下，时人评议“升降去就，时称允当 ”。《氏族志》是从贵族政治向官僚政治转变的重要政治举措，具有进步因素，也符合当时新旧士族阶级变化状况。但不过是仅仅改变了修谱标准，以新门阀代替旧门阀罢了。
贞观十七年，唐太宗将高士廉的画像挂在凌烟阁上，位列第六。不久，高士廉上表请求退休。
贞观十九年(645年），唐太宗东征高句丽，让皇太子李治监国，留守定州。高士廉被任命为太子太傅，主持朝政。
贞观二十一年(647年)，高士廉病重，“太宗幸其第问之，因叙说生平，流涕歔欷而诀”。去世时七十一岁，太宗又想临丧哭吊，房玄龄见他正在服食药石期间，上表劝谏说不要临丧。太宗说“我与士廉有旧故姻戚的深重情义，岂只是君臣之礼份，您就不要再说了。”随即带领数百从骑出行。长孙无忌驰伏马前，陈说高士廉遗言，请求不要临丧。太宗仍不答应，直至长孙无忌伏地流泪，这才返回东苑，南向而哭。下诏赠予司徒、并州都督，谥号文献，陪葬于昭陵。当时正值寒食节，敕令尚宫以四车食物往祭，太宗亲自撰文。丧柩出横桥时，又登上城西北楼望丧而哭。唐太宗评价高士廉：“涉猎古今，心术明达，临难不改节，当官无朋党；所乏者骨鲠规谏耳”。唐高宗即位后，加赠太尉，配享于唐太宗庙廷。
“墓而不坟”在商周时非常普遍，孔子曾说：“吾闻之，古也墓而不坟。”在今昭陵陵园，依照古法“墓而不坟”的墓葬只发现高士廉墓一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