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社会中，那些运用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国家往往比不运用市场机制的国家更繁荣，这是因为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让资源配置更有效率。但是更有效不代表更公平，事实上，社会中不同阶层的人们收入极不平等，天赋、社会背景、人力资本、补偿性工资差别、歧视等等因素决定了人们的收入水平，也区分出了富人和穷人。在第一章，我们学到了经济学十大原理，其中之一就是政府可以改善市场结果，这一原理在平衡收入分配方面尤其凸显，但另一方面，人们又面临权衡取舍：当政府实施一些政策来使收入分配更平等时，它往往让资源配置效率降低。因此如何有效施策也值得研究的问题。

本章将分三步讨论社会中收入不平等与贫困问题。一是探讨收入不平等的衡量标准，二是考虑政府在改变收入分配中应发挥的作用，三是讨论如何帮助社会中最贫困人员。

一、不平等的衡量

美国及世界各国的收入不平等情况

根据年收入给所有家庭排队，然后把家庭氛围5个数量相等的群体，分别是：收入最低的1/5、次低的1/5、中间的1/5、次高的1/5以及收入最高的1/5。

通过统计可以发现，2011年，美国收入最低的家庭得到了所有家庭收入的3.8%，而收入最高的1/5家庭得到了所有家庭收入的48.9%。如果对收入最高的1/5家庭再做细分，可以发现，最富有的5%家庭的收入占所有家庭收入的21.3%。从时间纵向角度观察美国1935至今的收入分配状况，可以发现1970年为一个时间节点，1935年至1970年期间，美国收入分配逐渐变得较为平等，而1970年到2011年期间，不同家庭的收入差距在不断扩大。

评价世界各国的收入不平等状况并不容易，一是有的国家没有披露相关数据，二是不同国家统计口径、统计方式不一样。在现有数据的基础上，我们初步比较了25个人口最多的国家的收入分配情况，可以发现，日本的收入最平等，巴西、南非是收入最不平等的国家，中国的情况则与美国接近。

贫困率及衡量收入不平等时的问题

常用的收入分配判断标准是贫困率。所谓贫困率，是家庭低于一个称为贫困线的绝对水平的人口百分比。而所谓贫困线，是各国政府根据本国收入中位数、食物成本、家庭规模等数据确定的标准，并根据价格水平每年调整。

收入分配和贫困率有助于我们了解社会不平等程度，但这些数据不能完全真实地反映家庭维持良好生活水平的能力，其原因主要有实物转移支付、经济生命周期、暂时收入与持久收入等三个方面。

1.实物转移支付。收入分配和贫困率仅计算家庭的货币收入。如消费券、住房补贴、低保、医保等以物品和服务等形式的转移支付称为实物转移支付。贫困率并未将上述实物转移支付纳入统计。

2.经济生命周期。人的一生中收入总在变动，在小学习时收入较低，步入社会后，随着年龄和经验增加，收入通常会逐步提高，而在退休后又大幅减少。这种有规律的收入变动称为经济生命周期。人们一年的生活水平往往是决定于其一生的收入水平，而非当年的收入水平，因为人们可以通过储蓄和借贷等方式平缓一生中的收入变动。如在上学及购房时借入贷款，在收入增加时逐步偿还，另外人们也可以为退休提前储蓄，因此退休后收入大幅降低并不代表生活水平相应降低。因此，这种正常的经济生命周期所引起的年度收入分配不平等并不能直观反映生活水平的不平等。

3.暂时收入和持久收入。人一生的收入除了收经济生命周期影响外，也受短期的收入变动影响。如疫情期间，旅游、餐饮等行业的从业者收入可能有所降低，疫情放开后行业又逐步回暖，收入也随之恢复。如经济生命周期一样，人们可以通过储蓄和借贷来平缓收入的短期变动，因此家庭的生活水平更多地取决于长期的持久收入。许多经济学家认为，人们会根据其持久收入水平来消费，因此消费不平等是持久收入不平等的主要判断标准。

经济流动性

当我们讨论“富人”和“穷人”时，要注意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们不是完全不变的一个群体。人们可以勤劳致富进入富人阶层，也可能因为时运不济而变为穷人。因为家庭收入随时间变化，暂时贫困比持久贫困更常见。如在美国，十年的时间内，每四个家庭就有一个在至少一年中处于贫困线以下，但只有不到3%的家庭在8年或更长时间持续处于贫困状态。

二、收入再分配的政治哲学

第一章节讨论了收入分配的有关情况，当时收入分配不仅仅是经济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那么政府部门面对收入不平衡等问题时应当如何决策？对此，政治学家们根据各自观点分为了功利主义、自由主义和自由至上主义几个流派。

功利主义

功利主义的出发点是效用。即人们从其环境中得到的幸福或满足程度。功利主义认为政府应该选择让社会上所有人的总效用最大化的政策。其根据就是经济学中的边际效用递减的理论。即给予穷人1元钱对其带来的效用要大于给富人1元钱，因为根据边际效益递减原理，随着一个人的收入增加，额外增加1元钱所带来的额外福利是递减的，对于穷人来说，仅增加一点点收入也可能对生活有较大帮助，而对于富人来说可能无关痛痒。预支对应的政策就是向富人多征税，并转移支付给穷人。

这个观点有一定道理，但并非百利而无一害。这种政策之下，可能对穷人和富人双方创造财富的动力都造成打击：对于穷人来说，越努力工作赚钱可能意味着享受到的社会转移支付越少；对于富人来说，越努力赚钱就意味着要被征越多的税。因此，功利主义的政府比现在社会效用最大化和扭曲激励的损失之前找到平衡。

自由主义

处理收入不平等问题的第二种方法是自由主义。自由主义的出发点在于公正，认为政府应该选择公正的政策，对任何一方都做到没有偏袒。但这个观点的提出者罗尔斯同时也提出一个问题，每个人的思想观点各不相同，且受其所处的特定环境影响，因此要如何让公众对公正的含义有一致的认识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罗尔斯设计了一个“无知面纱”的假想：假如每个人在出生前都聚到一起讨论社会的规则。这种状态下，仿佛所有人面前都遮盖了一层面纱，大家都不知道自己将来会处在社会的那个阶层，从事什么职业，因此也无法制定出有利于自己的特定规则。在这种状态下，我们可以选择出一套公正的规则。

罗尔斯认为，在“无知面纱”下的人们会特别关注处于收入最底层的情况。因此自由主义认为在设计公共政策时，政府的目标应当是提高社会中状况最差的人的福利，也就是让最小效用最大化。罗尔斯将其称之为最大最小准则。最大最小准则强调社会上最底层的人，同时和功利主义一样都主张通过把富人的收入部分转移给穷人使社会收入更平等。和功利主义一样，自由主义同样反对收入的完全平等，因为那会损害社会激励。与功利主义不同的是，自由主义

要求再分配的收入更多。

自由主义的观点颇具争议，但罗尔斯的“无知面纱”思想实验很值得思考。实际上这种“无知面纱”下的决策更像是一种社会保险，人们为了避免自己成为社会上最底层的人，而选择向富人征税来给自己上了一道保险。

自由至上主义

第三种针对收入不平衡问题的观点是自由至上主义。与功利主义和自由主义主张的把一部分富人收入转移给穷人的想法不同，自由至上主义认为政府不应该为了实现一种收入分配就拿走一些人的收入并给予另一些人。之所以有这种观点，是因为自由至上主义更注重过程的正义，只要每个人的收入是通过正当手段得到的，就不应该将其拿走进行再分配。而政府应该做的是确保社会上每个人都有平等的机会取得财富。即机会平等比收入平等更重要。

三、减少贫困的政策

以上三种关于收入不平衡的观点对政府决策都产生了一定影响，对各种观点的争论也仍在持续。但争论的大部分人都认为，政府起码应该为提供一个“安全网”，来避免公民陷入极度的贫困。那么为了减少贫困人口，政府可以采取哪些办法？

最低工资法

各个地区政府都会制定本地的最低工资水平，以避免劳动者的收入过低难以维持生活。而这种做法的利弊我们在第6章的时候就已经探讨过，最低工资标准的制定是一件复杂的工作，过高的最低工资标准会打击企业招工，从而让低收入群体的失业率进一步提高。而对最低工资的另一个批评观点是许多最低工资的工人实际是中产家庭中的青少年，因此高水平的最低工资并没有准确帮助到穷人。

福利

提高穷人生活水平的另一种方法是政府通过福利制度补贴其收入。这种福利政策通常不是对单纯的穷人进行补助，更多的是针对疾病、残疾等额外困难人群。而反对福利计划的一种普遍观点是，这种政策在激励人们变成“需要帮助者”。例如一项针对单亲母亲的贫困补助计划有可能拉高离婚率，并进一步助长未婚生育等问题。

负所得税

所谓负所得税，即向高收入家庭征税，并补贴给低收入家庭。比如政府可以制定政策，规定收入在一定水平以下的家庭应缴纳的税收为负数，也就是说低收入家庭不仅不需要交税，还可以得到一笔补贴。这种负所得税制度的好处是贫困家庭不需要通过申请就可以得到补贴，同时因为这个制度是基于劳动所得进行减免和补贴，因此不会鼓励人们不工作，不会像福利制度那样激励人们成为“需要帮助者”。但批评者认为，负所得税也同样帮助了那些因为懒惰而贫穷的人，另外这种制度也无助于那些因疾病、残疾而没有劳动所得的人。

实物转移支付

帮助穷人的另一种办法是直接向他们提供所需的物品和服务。例如慈善机构为穷人提供食物、衣物、生活用品等。这种直接提供物资和服务的方式相比于提供资金，好处是可以让钱花在正确的地方，防止穷人用救济金去酗酒、赌博等。而批评的声音则认为穷人的情况各不相同，政府无法准确知道他们最需要什么物品和服务，因此这种直接的物品和服务未必都是穷人最需要的。

反贫困计划和工作激励

有时候，旨在帮助穷人的政策可能会对脱贫成效有意想不到的负面影响。我们可以思考一个假想的例子：假如一个家庭维持基本生活水平需要20000元。此时政府出台政策，对于收入不足20000元的家庭，政府通过各种政策将其年收入补足到20000元。这种政策会产生什么影响？

对于收入在20000元以下的家庭来说，他们完全没有工作的动力，因为每多赚1元钱，就会少得到1元政府补贴。实际上，这种情况相当于政府对穷人增加的收入征收了100%的税。有时候，某些政策的边际税率可能超过100%，以至于穷人多赚一点钱时，他们的状况反而更坏了。解决办法有不少 ，一是随着贫困家庭收入的增加，逐渐减少对他们的补贴，二是提供有时限的补贴，三是要求接受补贴的人必须拥有一份正当工作。

结论

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也曾思考收入分配问题，他提出：一个理想的社会中，最富的人的收入不能超过最穷的人的四倍。政府在平衡社会中的收入差距，消除贫困的时候，必须面临总收入减小的矛盾——越平等地分割蛋糕，蛋糕就会变得越小。

2021年2月25日，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在京召开，宣告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8年时间，近1亿人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提前10年完成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减贫目标，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国家推行精准扶贫战略，每个贫困户脱贫背后，都是一套量身制定的脱贫方案、一个相互协同的系统工程、一场改变命运的硬仗。探讨了本章对于收入不平衡及贫困问题，不禁再次惊叹于我国脱贫攻坚的历史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