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龚自珍，以前最先接触的龚自珍的诗歌，有两句令我印象深刻：“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对他的最初印象停留在一个忧民悲悯，仕途郁郁不得志上的诗人上，并未想过深入了解他的人生背景。
假期偶然路过北京宣武门外上斜街，遇到了透龚自珍的故居。在北京城一百多处的名人故居里，龚自珍的故居算不上独特。听说龚自珍的故居早已不复当年面貌，被毁坏很多。透过北京的断壁残垣，触摸一砖一瓦，甚至难以去想象（勾勒）旧时官宦人家的雕梁画柱，亭台小谢，曲径通幽，除此之外没有什么特别的感受。但当读完该传记以及赵延礼的年谱，想到在北京上斜街50号的那处故居承载的情和事（是对酒作歌？是秉烛达旦的夜读，终年累月的思索？）与今相比，不由生出一种繁花落地成霜，有种熙熙攘攘却又沧沧凉之感。
关于其人
才情自不必说，其人棱角分明，甚至“癫狂”。上世纪三十年代最早研究龚自珍的朱杰勤先生是这样评述：“性情虽偏，而品行无亏。精神有纪律，形骸无纪律，终其一生，不过率性而为，并非放僻邪侈也。”如若龚自珍先生可以听到，应引他为知音吧。
也许我可以这样称呼他。在晚清官僚绅士中极富创造性的学者和立场坚定的爱国者，是思想家中写诗最好的文学家和诗人，是旧体诗人中最具有近代性和批判性更深的诗人。对于他跟近代性之间的关系，想补充一下张星久的《中国政治思想史》上观点：“他的思想打破了思想界的沉闷，起了振聋发聩的启蒙作用，不仅影响了当时的思想界，而且奏响了近代变革思想的前奏曲，成立近代知识分子慷慨议论天下事的第一人。”
“我生乾隆五十七年（1792）”值得注意的是在前一年（1791）恰逢乾隆八十大寿，举国欢庆，万国来朝。而后一年（1793），英国则遣正使马戛尔尼来华，请派官员住中国管理贸易，并提出开放宁波天津等口岸互市，未许。前者是盛世，乾隆末年在历史上是清朝多年积累的最强大最富裕的时代。后者英国揭开中国神秘面纱，野心步步为营。因此龚自珍生于盛世，长与忧患，宦海浮沉，恰逢时代巨大之转折，因此时代，人格，境界，性情交相辉映，使他于时代漩涡之中逆流而上，探索兴邦除疾之路。不由联想到马基雅维利，他们相同的是，生于盛世，有家学渊源，长于时代动荡忧患和巨大的转折期，（或者说传承到过渡期或者说从古典传统到近代转变）有时代有很强的预测性，也因此不免有众人皆醉我独醒的立于世人的孤独感。
关于思想——经学致用思想和社会批判思想和社会改革思想
在龚自珍的批判文章里让人印象深刻的就是《明良论》四篇和《病梅馆记》了。难以相信《明良论》是在龚自珍二十三岁写就的，他的《明良论》第一次明快地表露了自己的政治见解，对君权专制进行抨击。令外祖父段玉裁阅后又惊又喜。梅，在中国古典诗歌中多是玉骨冰心、圣洁高雅、俏也不争春的品格和不畏严寒、坚韧顽强、争报人间春的精神形象。国人有爱梅、赏梅、吟梅、艺梅、用梅的习惯，梅的曲折别有一番审美韵味，但龚自珍却另辟蹊径，作者把这种审美联系到政治社会的角度，说这种以人为扭曲束缚为美不是良好的。背后反应的是一个民族心理畸形化、病态化的严重问题，即封建文化专制主义束缚、扼杀正直的、健全的人性，使之扭曲变形，造成普遍存在于民众身上的奴才性、虚伪性、变异性。
由此我想到了另一个忧国忧民的伟大诗人杜甫。“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正是因为他们心中溢满家国忧患之思，看到的景物也就少了些风花雪月之梦幻涟漪，多的是对现实的沉重反思，以“病梅”为喻，托物言志，呼吁自由和个性，批判封建专制像对梅花捆曲束缚一样对人才个性的遏制。在作者看来“批判性思维贯穿龚自珍的一生，这种批判性思维意识，让他对世事有很强的忧患意识和时代危机感。”（这可以看出他比那些官僚贵族清醒太多了。）作者通过对龚自珍的诗文以及与同时代的人比较得出龚自珍最重要的思想贡献是最早发出了清王朝走向“衰世”的信号，是近代思想启蒙运动的前奏。由于我自己对关于龚自珍的社会改革思想这部分没有详细看，就暂且不说了。总体感觉况且不说他的针砭时政而提出的改革遭到的打压难以实现，就算其社会改革思想能实现，也难以挽救清王朝大厦之将危的态势，这点我猜他的心中也可能明白吧。毕竟这种愈来愈僵化的官僚体制难以改变，人才就难以更好的成长选拔。经世致用的人 若不够多并被这种体制抹掉了激情，谁来解民生之多艰，谁来使国家之强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