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看苏联全盛时代的老电影，如果你足够的敏锐的话，将发现实际上电影中已经埋下了苏联将来命运的伏笔。
苏联电影《夏伯阳》讲述了一个英勇的苏俄红军将军的故事。在被上面派来的红军政委的匡正下，放浪形骸的夏伯阳将军逐步在政治上走向了成熟。然而当红军政委问他忠于的是什么的时候，他却颇显含混。他分不清他声称要忠于的“共产国际”到底是第二国际还是第三国际。于是反问：“列宁忠于的是哪个国际”？且表示忠于列宁忠于的那个共产国际。实际上，言下之意就是忠于列宁。从某种意义上讲，夏伯阳已然成了早期共运之军事将领的一个象征，作为一种思想的共产主义的理念对于他们来说实在有些抽象。他们的斗争事业，说穿了就是跟人。列宁是领袖，就跟列宁。斯大林是领袖，就跟斯大林。如果他们跟错了人，或者他们跟的人犯了错，则他们用命换来的一切之功业也就归零了。从某种意义上讲，夏伯阳也象征着一种悬置了意识形态的、服从权威的实用主义政治态度。这种态度带来了什么，历史本身已经加以生动地诠释了。
苏联电影《难忘的1919》讲的是斯大林临危受命击退了白军和西方势力的内外夹击而挽救了新成立的苏维埃政权的故事。电影中有一个极富有象征意义的镜头：“伟大”的领袖斯大林同志屹立在彼得格勒的朝阳中眺望远方。他伟岸的身躯的背后，是著名的彼得大帝的雕像。这个镜头向苏联的电影观众们暗示：斯大林就是今天的彼得大帝、并且他将超过后者。然而这个镜头也向我们今天敏锐的看客们暴露出一个玄机：俄国人骨子里认的是彼得大帝及其事业，而所谓共产主义不过是一个幌子罢了。这意味着什么呢？共产主义事业和彼得大帝的事业是根本不同的。共产主义事业之终极目标是要营造出一个超越民族国家的、以阶级斗争为叙事的国际共同体之想象、且以之取代固有的以民族国家为主体的共同体之想象。换言之，共产主义要给人类讲一个全新的“故事”。这个“故事”就如《圣经》所言：要造一个新天新地。这就是为什么列宁说“我们的旗帜上要写上消灭国家”之根本理据。第三国际的成立几乎要让这个“故事”成真、以至于作为第三国际领导人的芬兰人库西宁竟然率领苏军攻打芬兰而不认为自己是背叛祖国，而中国也曾经“处处建立苏维埃”。然而当斯大林驾临于共产国际之上且最终解散之，则此超民族国家共同体之想象即告破产、而列宁的事业也就破产了。
今天的俄国的年轻人恐怕没几个记得住夏伯阳们的名字了，也没有几个人关心曾经的超民族国家共同体之想象是怎么回事了。圣彼得堡那尊著名的彼得大帝的雕像成了一个旅游景点、围聚着来自世界各地的争相摆pose的游客以及争着赚游客的钱的钱本地人。而消费主义才是这里占据主流的意识形态。那里或许几乎还是电影镜头里的样子，可世界已经换了一个。然而这个新的世界却有着它新的危机，我们不禁要问：这个危机四伏的新的世界是否拿得出一个新的共同体之想象、且为之奋斗、且借以对付这新的世界的危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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