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生于正月初四，巧合的是，洪武元年（1368年）的正月初四，正是朱元璋称帝、大明王朝开启的日子，而他的名字中也恰好有个“明”字。或许是这种奇妙的巧合，造就了他火爆的脾气，一点就着，瞬间燃起。与他相处，稍不如意，便可能招来一场“灾难”。那时，挨骂受罚如同家常便饭，一家人噤若寒蝉。
在那个“看老敬小”的年代，父亲的暴脾气却也为我们赢得了一方和平宁静的生活环境。他直来直去，解决问题简单粗暴，从不与人玩心眼、搞迂回。然而，对于我们这些孩子来说，他的存在如同一座压抑的火山，时刻让人感到如履薄冰。平时，除非万不得已，我们很少触碰他的眉头。大姐和弟弟偶尔会顶几句嘴，但结果往往是挨骂甚至被揍；我和妹妹胆小，逆来顺受，夹着尾巴做人。父亲不在时，我们姊妹四个打闹说笑，玩得不亦乐乎，可一旦他出现，欢声笑语瞬间凝固。
在父亲的“战船”上，我毫无选择权，每日备受煎熬，压抑无比。为了缓解压力，我时不时出去“捅篓子”，“烧把火”，以解心头之恨。
记得9岁那年春节，我和几个小伙伴在放鞭炮。一个卖油条的大叔从我们身边经过，我顺手拿起一个刚燃着的鞭炮，投进了他的筐里。“啪”的一声，白烟升起，我们笑着撒腿就跑。卖油条的大叔一边喊着“是谁干的”，一边追了过来。好在他不敢追远，怕油条被偷，我们本以为能安全逃脱。然而，刚拐过弯，村里的二牛他爹突然拦住了我们。小孩天生怕大人，何况二牛他爹和卖油条的还是亲戚。在百般拷问下，我的同伴最终将我供了出来。二牛他爹咆哮着要将这件事告诉我父亲，我心里清楚，一顿揍是躲不掉了。
凑巧的是，那天人们都在村委会看电视，二牛他爹在那儿碰上了我爹，不由非说，他添油加醋地告起状来，我爹一开始或许还客气了几句，可那家伙得理不饶人，步步紧逼。我爹的暴脾气瞬间被点燃，两人针锋相对，争吵不休。这时，二牛也来了，父子俩联手和我爹对峙。我爹身材魁梧，力气大，如果真的硬拼，他们父子俩根本不是对手。好在周围人多，经过一番劝解，双方才各退一步，没有酿成大祸。后来听爹说，要不是有人拉着，他非得把那父子俩打残不可，现在想来，仍让我心有余悸。
十一岁的一个星期天上午，放映公司来村里放电影。正值农闲，孩子们也不上学，大家都涌到了放映的教室（村里的小学教室）。屋子不大，好位置成了抢手货，大家你争我抢，不仅给自己占座，还得帮家人占。我好不容易用小板凳占了个不错的地方，还没来得及高兴，一个女孩就蛮横地把我的凳子踢开，自己搬板凳坐在那里。她仗着家里人多，还有村干部撑腰，根本不把我放在眼里。她母亲更是过分，不仅不制止女儿的刁蛮行径，还拿着蒲墩砸了我一下。迫于敌强我弱的形势，我忍气吞声，没敢还手。
不知怎么，这件事传到了我爹耳朵里。他二话不说，径直来到教室，先把我们“赶”回家，然后和那老太婆理论起来。他觉得孩子们之间的事，大人不该插手，占个座也不是什么大事。可那老太婆仗着关系硬、人多势众，蛮不讲理，几个孩子也在一旁助威，和我爹对着干。女孩她爹一来，更是火上浇油，一群人围着我爹吵骂。我爹脾气本就暴躁，见有男人加入，瞬间怒发冲冠，双方从口角升级为肢体冲突。女孩她爹虽人高马大，却战斗力远不如我爹，一家人且战且退，最后在众多女眷的掩护下退回家里，紧闭大门，高挂免战牌。这场闹剧，让两家人都错过了电影。
儿时的记忆里，类似的事还有很多。每次我们惹事，父亲从不用温和的方式解决，总是以暴制暴，结果把小事闹大，两家关系也因此变得紧张，多年都不往来。如今回首，那些过往既苦涩又难忘，父亲的暴脾气，成了我童年记忆中一道难以磨灭的印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