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粪虫至秽，变为蝉而饮露于秋风；腐草无光，化为萤而耀采于夏月。故知洁常自污出，明每从晦生也。
翻译：在粪土中生长的幼虫是最为污秽的东西，（但它）蜕变成蝉后却在秋风中饮食露水；腐烂的草是不会发出光彩的，（可它却）育化了在夏夜闪闪发亮的萤火虫。从这些例子中我们可以明白洁净的东西常常从污秽中诞生，光明的东西常常从晦暗中孕育。
句解：每见此行，难免不让人联想至名句“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稽古往今，那些于历史留名的大有成就之辈，好似往往都落个自小家境贫困不堪的场景。这当然不是什么玄学，更不如什么“神将大成智慧的灵魂套在贫困家户”这种解释那么玄乎，并且如果我们付诸分析，反而能发现正是这样才更能符合人之本性。关于此，孔老夫子就自有一番措辞：“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值得注意的是，此“君子”非君子，这里的君子就是君之子，由于孔夫子并没有特指某个人，所以君之子更扩大范围来说就是贵族、放到现在而言就是富贵家族。富贵家族的人会都行“鄙事”吗？以换位角度的想法来看，既然现在家族中已经有了这么一笔财产、或者地位、或者资本，那么他们下一步做的事就理所当然该运营、发展、扩张自己手中的资本，既然他们全身心都投入这项事业中，他们自己就难以把修身养习这种事情放至重心，更不要说“鄙事”了，他们完全可以雇佣他人来为他们完成这些，很少会亲力亲为。就算这个人是个极为保守之辈，觉得自己家族所留之财产足以潇洒一辈子，根本不用再付更多精力冒险获取更多资本，他也多宁选花天酒地也不修身养习，因为修身养习之主要作用就是为了能在社会上保持自己不变的衷心以获得大成就，而他既然已经拥有了这番成就，他就觉得何必再“重操旧业”呢？就这个逻辑来看，你能说他们的所作所为是错误的吗？修身养习一丝都不为追名逐利，人就活不下去；修身养习的心思全都摆在名利眼上，于个人与社会百害而无一利，前者出来是圣人、后者出来是小人，圣人无德是庸人，小人有德是贤达。这前后两者无论何种，都是走极端之举，“物极必反”之道深根蒂固地印刻在我们中国人的脑海中，因此我们都能明白无论哪种都是不为妥当的，后者即便是小人自己都有自知之明，而不少人仍对前者留有疑虑。修身养习是要巩固自己为人道德之本，巩固为人道德之本是要习得处世应变之道，习得处世应变之道才能足以立于社会而不倒，道德之本即修身，巩固即养，得处世应变之道以立足社会而不倒即为习，三者层层递进，步步而行，有违逆则不为，前者所为即是有违逆，他们重视修身、重视培养巩固道德，但是没有重视立足社会而不倒，他们只知道一味付出却不求名利以保全自我，这言之善是为“贡献”，言之恶是为“愚蠢”，老子说：“贵以身为天下，若可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顺道而行，亦有行之前后，行之最前即为明哲保身，不明哲保身即不重生命，不重生命即不重生灵，不重生灵即不重至至重，不重至至重即不重一切善恶，不重一切善恶即不重法，不重法即知行万事可随心遇，知行万事可随心遇即逆天道，逆天道即反人道，所以不知明哲保身者，是比只知追求名利者更为愚蠢。“不为”和“只为”都是颇为极端的字眼，因此此行句中“洁常自污出，明每从晦生”的“常”字就是告诉人们不可执着于一项死道理、死目标，这也是我们中国人受《易经》影响极为深刻的领悟——中庸之道。有人觉得中庸之道是最为虚华不实的道理，可是一个人既能做到顺道而行，又怎么会虚伪不实呢？我曾经看过几篇文章一头彻底反对中庸之道，吹嘘当今最重之事就在于要进取进步，要进取进步就要开括创新，要开括创新就得思想激进，要思想激进就得舍去不偏不倚，舍去不偏不倚就得反对中庸之道，这样的逻辑就跟之前（品《茶》五：木心云趣中段落）我所谓“将国家如赌注一般作你的筹码”一般，只会让国家陷入危险之地，关于中庸之道的问题，在此先不赘述。我要说明的是，在关于修身养习是否要只为或不为追名逐利，只得选取中庸之道处理才最为合适，而这个道理我也尚已在本作前五章作了足够解释，在此也不必重复。我们现在重回开头的问题，为什么古往今来大有成就之辈多出于贫困家境之处，难道修身养习真就对不同人有不同难度标准吗？其实是不难的，谁不能有条件修身呢？而且追究到底富贵家族应比贫困家境的人更有较好的资源与环境以修习，可最后却导致了这种境状，其中当然还有其他各种不同的因素，不过在我看来最主要的、也是最为大家多能理解的原因就是，他们为自己的安乐与沉迷生活所迷惑，从而丧失了为人最初的衷心。归根结底，这行行句还是与“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之道无不有异曲同工之妙。
结语诗：今辈汝当知，蝉蝶自粪出。
稽观古往今，天若降大任，
必先苦斯人。
此非旧玄学，亦非奇常事。
苦中有苦乐，乐中自然乐。
斯人知苦乐，即重自然乐。
天见此人智，从此运命依。
反观富贵者，不知此明理。
醒掌家贵权，醉卧荣华膝。
天见此人俗，从此运命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