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梦想与情怀

最近，衡水中学学霸张锡峰在《超级演说家》的一场演讲，引来无数人的争议，可以说是一场轩然大波。争议的焦点源于一句话“我是来自乡下的一只土猪，也要励志去拱大城市的白菜”。咋一听，确实让人有点难理解。

于是，我看了他的整场演讲，总体感觉是很励志的。于大部分人而言，一个出身贫寒的人，读书成了跳出农门、改变命运的最重要途径，甚至是唯一途径。他的这种想法，存在于很多人心中，只是没有表露出来，或者说没有机会在《超级演说家》这样璀璨的舞台说出来。

一部分人只看了截取的片段视频，就大肆攻击，就断章取义，借题发挥，以此来黑化衡水中学，黑化衡水学子，我以为这对于一个高三学子来说，对于一所学校来说是极不公平的。

2011年高考前，衡水中学一个名叫李松的学生，他接受了媒体的采访。镜头前的李松说：“高考很严峻，你多拿一分，就可以在全省压倒一千人，或者更多人，所以每一分钟，都对我们都很重要。”

在他发言后的10年，李松虽然没考上当年志在必得的清华大学，却成为了一名外交官。10年后他再次发言，是以常驻联合国的外交官身份，祝福自己的母校以及老师们的。

衡水中学，每年高考上清北人数高到达100多人，上985、211高校实属基本目标。这其中，在生源方面，会存在掐尖，好苗子聚拢现象。但不可否认的是，老师和学生为了理想和目标全力以赴的奋斗。

当然，我并不举手投足赞成衡水中学及其学生发言方式。

就在前几周，我们正好上“演讲”单元，我还特意给学生播放了张锡锋关于“青春与梦想”的视频。那还在读高一的张锡锋，眼中有光，嘴角不时带着笑意，极其幽默，肢体语言恰如其分，演讲内容层次分明，演讲范十足。我和同学们都惊呼他的才能和天赋。

然而，在最近的这场演讲中，从风格看，的确判若两人。明明想表达励志，却有点面目狰狞、愤世嫉俗的味道。我想引起波澜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我是来自乡下的一只土猪，也要励志去拱大城市的白菜”。把自己比喻成“土猪”，把城里的某某比喻成“白菜”，确实不当。这不是让经过奋斗在城里扎根的人躺枪吗？谁愿意说自己原来是只“土猪”呢？而城里的某某愿意说自己是“白菜”吗？

所以，言辞的合适显得极其重要。不能为了演讲的效果，或达成某种目标而显得狂妄，或充满火药味。

这个时候，有人将中国学生何江在哈佛大学毕业演讲——《蜘蛛咬伤轶事》拿出来对比。以下为何江的演讲词：

蜘蛛咬伤轶事

在我读初中的时候，有一次，一只毒蜘蛛咬伤了我的右手。我问我妈妈该怎么处理---我妈妈并没有带我去看医生，她而是决定用火疗的方法治疗我的伤口。

她在我的手上包了好几层棉花，棉花上喷撒了白酒，在我的嘴里放了一双筷子，然后打火点燃了棉花。热量逐渐渗透过棉花，开始炙烤我的右手。灼烧的疼痛让我忍不住想喊叫，可嘴里的筷子却让我发不出声来。我只能看着我的手被火烧着，一分钟，两分钟，直到妈妈熄灭了火苗。

你看，我在中国的农村长大，在那个时候，我的村庄还是一个类似前工业时代的传统村落。在我出生的时候，我的村子里面没有汽车，没有电话，没有电，甚至也没有自来水。我们自然不能轻易的获得先进的现代医疗资源。那个时候也没有一个合适的医生可以来帮我处理蜘蛛咬伤的伤口。

在座的如果有生物背景的人，你们或许已经理解到了我妈妈使用的这个简单的治疗手段的基本原理：高热可以让蛋白质变性，而蜘蛛的毒液也是一种蛋白质。这样一种传统的土方法实际上有它一定的理论依据，想来也是挺有意思的。但是，作为哈佛大学生物化学的博士，我现在知道在我初中那个时候，已经有更好的，没有那么痛苦的，也没有那么有风险的治疗方法了。于是我便忍不住会问自己，为什么我在当时没有能够享用到这些更为先进的治疗方法呢？

蜘蛛咬伤的事故已经过去大概十五年了。我非常高兴的向在座的各位报告一下，我的手还是完好的。但是，我刚刚提到的这个问题这些年来一直停在我的脑海中，而我也时不时会因为先进科技知识在世界上不同地区的不平等分布而困扰。现如今，我们人类已经学会怎么进行人类基因编辑了，也研究清楚了很多个癌症发生发展的原因。我们甚至可以利用一束光来控制我们大脑内神经元的活动。每年生物医学的研究都会给我们带来不一样突破和进步---其中有不少令人振奋，也极具革命颠覆性的成果。然而，尽管我们人类已经在科研上有了无数的建树，在怎样把这些最前沿的科学研究带到世界最需要该技术的地区这件事情上，我们有时做的差强人意。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世界上大约有12%的人口每天的生活水平仍然低于2美元。营养不良每年导致三百万儿童死亡。将近3亿人口仍然受到疟疾的干扰。在世界各地，我们经常看到类似的由贫穷，疾病和自然匮乏导致的科学知识传播的受阻。现代社会里习以为常的那些救生常识经常在这些欠发达或不发达地区未能普及。于是，在世界上仍有很多地区，人们只能依赖于用火疗这一简单粗暴的方式来治理蜘蛛咬伤事故。

在哈佛读书期间，我有切身体会到先进的科技知识能够既简单又深远的帮助到社会上很多的人。本世纪初的时候，禽流感在亚洲多个国家肆虐。那个时候，村庄里的农民听到禽流感就像听到恶魔施咒一样，对其特别的恐惧。乡村的土医疗方法对这样一个疾病也是束手无策。农民对于普通感冒和流感的区别并不是很清楚，他们并不懂得流感比普通感冒可能更加致命。而且，大部分人对于科学家所发现的流感病毒能够跨不同物种传播这一事实并不清楚。

于是，在我意识到这些知识背景，及简单的将受感染的不同物种隔离开来以减缓疾病传播，并决定将这些知识传递到我的村庄时，我的心里第一次有了一种作为未来科学家的使命感。但这种使命感不只停在知识层面，它也是我个人道德发展的重要转折点，我自我理解的作为国际社会一员的责任感。

哈佛的教育教会我们学生敢于拥有自己的梦想，勇于立志改变世界。在毕业典礼这样一个特别的日子，我们在座的毕业生都会畅想我们未来的伟大征程和冒险。对我而言，我在此刻不可避免的还会想到我的家乡。我成长的经历教会了我作为一个科学家，积极的将我们所会的知识传递给那些急需这些知识的人是多么的重要。因为利用那些我们已经拥有的科技知识，我们能够轻而易举的帮助我的家乡，还有千千万万类似的村庄，让他们生活的世界变成一个我们现代社会看起来习以为常的场所，而这样一件事，是我们每一个毕业生都能够做的，也力所能及能够做到的。

但问题是，我们愿意来做这样的努力吗？

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我们的社会强调科学和创新。但我们社会同样需要注意的一个重心是分配知识到那些真正需要的地方。改变世界并不意味着每个人都要做一个大突破。改变世界可以非常简单。它可以简单得变成作为世界不同地区的沟通者，并找出更多创造性的方法将知识传递给像我母亲或农民这样的群体。同时，改变世界也意味着我们的社会，作为一个整体，能够更清醒的认识到科技知识的更加均衡的分布，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关键环节，而我们也能够一起奋斗将此目标变成现实。

如果我们能够做到这些，或许，将来有一天，一个在农村被毒蜘蛛咬伤的少年或许不用火疗这样粗暴的方法来治疗伤口，而是去看医生得到更为先进的医疗护理。

何江在整场演讲中，既有叙述被毒蜘蛛咬伤后火疗的云淡风轻，又有对世界医疗资源均衡分配的至诚呼吁。有人就说：同是从农村走出来，何江读书目的那是因为情怀，而张锡锋则是干掉别人。也有人说：这不能直接比较，他们之间的差别，那是隔了一个世界一流大学呀。

所以，个人的梦想与情怀，自然会有云泥之别。

在此，我不做比较，且说说自己的成长经历。

我生在桂林一个极偏远的村庄，不，应该叫做大山中。在我读大学时，附近两个队的人，每人凑500元，自修一条公路到队上。那时修路的动力是“要想富，先修路”。无论如何，总算是通马路的地方了。

所以说，直到上大学，我才真正离开山村，有机会走进城市看看。

考大学，这是我和家人的一种愿望，谈不上梦想。因为，我立志走出农村的契机，至今让我记忆犹新。

那时，我读初中，正逢放假，回到家，大约上午11点多。遇到妈妈正去附近稻田除草。我自然跟着妈妈一起去。

直到正午12多了，我们还没拔完草，妈妈是个劳动好手，觉得留点尾巴耽误事，下午有下午的安排。

那毒辣的六月阳光，我感觉脸、手的每寸肌肤都在烧灼，还有禾苗的膈应，让人痛苦不堪。

我突然和妈妈说：“二娘（妈妈），我一定要读大学，我不想一辈子在农田里摸爬滚打”。我妈说：“只要你肯读，砸锅卖铁也会支持你读书的”。

现在看来，我读大学，哪里是什么情怀，只不过是跳出农门的唯一途径。

要说梦想，最多就是不再像父母，为了温饱，日晒雨淋，收成还有看老天高不高兴。

一个温饱都是问题的人，你要他谈梦想，谈情怀，这是让人登天吗？当然，梦想是有的，那就是吃饱饭，穿得暖。

时至今日，我似乎有点梦想，甚至有点情怀了。即便我就是个普通的老师，我也想做个自认为有点想法的老师。比如，我所教的学生不怕写作文，而是把写作当成吃饭、喝水、睡觉那么自然的事。

当然，我知道这是极难的，甚至不可能实现，但至少，我有了这样一个想法，一个追求。

所以，对于张锡峰及张锡锋似的人们，请给与他们多点时间，谁不希望自己做个有梦想、有情怀的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