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吃过的最好吃的蛋炒饭，是以前念书时，学校附近巷子里一家小摊上卖的蛋炒饭。

摊主是一对很朴实的中年夫妻。

掌勺的是个胡子拉碴的胖大叔，体态同样敦实的胖大婶则站在三轮车旁，负责打包收钱加泡菜，有时也帮顾客拌个凉粉凉面。

我很喜欢看大叔做蛋炒饭的样子，潇洒，自在。

每次接了单子，他先是用那柄大铁勺在锅沿上"梆梆"敲两下，算作开场。

随即一勺子亮油锅里烧热，旁边筐子里捞出鸡蛋，铁锅沿上一嗑一甩，只听"滋拉"一声，鸡蛋落在热油里，冒出青烟，烫起白泡。

蛋白没有凝固的机会，大叔手中的大铁勺捣在锅里，"哐哐"几下，便把蛋清蛋黄打散拌匀，结成蛋花嫩黄，激起喷香。

趁着蛋花将老未老，一碗白饭从天而降，直接扣进锅里。

白饭是头天煮好备着的，成团发硬。大叔熟练地挥着勺子在锅中打圈儿，又是一阵叮叮哐哐，米粒就都散了，跟蛋花混在一起，白里夹黄。

此时炉火烧的更旺，大叔一手持锅，一手把勺，就这么翻炒起来。米饭与锅底短兵相接，"卡兹卡兹"蹦得热闹，底下又有炉火呼呼作响，热浪香味扑了遍地，勾的馋虫蠢蠢欲动。

不出两分钟，一份蛋炒饭便做好了。

大叔刚将饭舀出来，盛在塑料打包盒里，大婶就立刻把饭盒接过去，笑呵呵地问客人，泡菜是要腌萝卜还是泡菜头？

要是有人口味重，两个都要，大婶也是给添的。

偶尔客人多，点蛋炒饭的单子连积了好几个，大叔还会使出他的绝活儿，一气儿炒好多份饭。

半打鸡蛋加一整盆白饭都填在大铁锅里，堆得顶尖儿直往上冒，份量极沉。

大叔举锅的左手臂上青筋暴起，右手抄着一柄长勺，耍得气壮山河，虎虎生风。

饭粒与蛋花跃在半空中颠来倒去，依次跟锅底亲密接触，直至都染得油汪汪，热腾腾。出锅前再洒一把小葱段提劲，最后分装到大婶提前在三轮车沿上摆好的若干饭盒里，从来不多，从来不少，分量刚刚好。

我最爱看那一刻胖大叔脸上的表情，较真的专注还没来得及消退，一点儿暗暗的小得意又浮了上来。哪怕那只是个胡子拉碴，光着膀子，满脸写着风霜的胖大叔，谁又能说他不够帅呢？

假如这世上有炒饭之神的评选，那我相信大叔一定是当得起的。

那家摊子的蛋炒饭我吃过无数次，刚出锅来热的，放一会儿温的，打包回去凉的，都吃过，都好吃。

细碎的蛋花闪着油光，裹在带着一点点硬度的米粒上，一大口是将腮帮子胀满的饕足，一小口又是耐得住嚼的回甜。

明明只是一种最简单的食物，却能伴着不同的心境际遇，吃出许多不同的滋味来。

蛋炒饭的价格很便宜，既管饱又解馋，无论吃之前我有多饥肠辘辘，一整盒喂下去，心里胃里就都踏实了，满意了。

这番好滋味，勾得我去了一次又一次，很快大叔和大婶都认得我了。

大婶话多，每次看见我，就笑着大嗓门地招呼说，同学又来啦。

大叔话少，打招呼的方式是给我多添半碗饭，或者多放一个鸡蛋。以至于装盒时，即使大叔拿铁勺把饭拍扎实了，饭粒儿都还止不住地往饭盒缝儿外冒。

当初在那个谁也不认识谁的大城市里，有这么一份小小的关照，回想起来，都是感激。

有时遇到错过饭点，摊子上没什么客人的时候，我会端了饭盒，坐在旁边小方凳上，一边吃饭，一边跟大叔大婶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听他们调侃日常跟城管的斗智斗勇，惦记在外地念中学的儿子，放不下在老家撂了荒的田地。

大婶很健谈，说话永远带着爽快的笑。这时候我往往插不上话，只是听着，听着听着也就跟着笑了，有什么烦心事，都随着那碗蛋炒饭一起咽进了肚子。

就像大婶一直想要攒够钱，在城里开一家真正的餐馆的心愿，也被沉默寡言的大叔挥舞着大铁勺，一勺一勺分进了大铁锅中的炒饭里。

有年寒假结束，我从家乡回到学校，习惯性地想去吃碗蛋炒饭，但从巷子口走到巷子尾，又折返回来再走一遍，都没能找到那个摊子。

我甚至都不觉得惊讶。

在那个人来人往的大城市里，谁的出现，谁的消失，都不稀奇。这家蛋炒饭没有了，那换一家就是，这真是再寻常不过的事。

只是在偶尔吃到一碗饭太软、蛋太干又或者盐太咸的蛋炒饭时，我总会忍不住怀念，既怀念大婶总是带着笑的大嗓门，也怀念那个胖大叔操持着炉火锅勺，一副风风火火、尽在掌握的自信气派。

很多年后的某一刻，我突然察觉到，原来自己一直期待着有那么一天，在经过某条人声嘈杂的街道时，能看见一间小小的店面，店里摆着几套简单的桌椅板凳，坐满了吃着炒饭炒面的顾客。

然后我就直接走进去，都不用点单，橱窗后灶台旁的胖大叔脸上还是挂着那副神气的表情，大勺一挥，就已经开始做一碗香喷喷的蛋炒饭。

而站在收银台后的胖大婶会笑呵呵地看着我，一边揭开身后的泡菜坛子，一边大嗓门地跟我打招呼。

"同学，你终于来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