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我父亲在过年的时候，总是爱说一句家乡的老话：大人盼种田，小娃儿盼过年。现在回想起来，过年，对于成人和儿童，确实是不一样的。十多年前，我已经发现，中国人，不论是大陆还是香港的，之所以春节喜欢举家出外旅游——大陆人去新马泰，香港，香港人来大陆——有一个原因就是为了躲避走亲访友发红包。旅游回来，年也过完了，问起为什么没有走动，可以说，哎呀不在，出国旅游了。

我父亲虽然嘴上这样说，但备办年货还是积极的。那时，我跟着他，去挤年货市场，果真看见很多平时看不见的食品在为春节筹办的展销摊位集中销售，一般是在一些开阔的露天场地。那是八十年代初期，我记得看见腌制，或许是熏制的“蝴蝶猪头”，颜色是深棕色，颇有对称的美感。还有，只有在过年的时候，在这个内地城市，才能买到鱿鱼。我的过年记忆里，鱿鱼一直是一项重要的内容，所以我对鱿鱼的热爱一直持续到现在。带鱼则是八十年代关于食品的记忆中的一项重要内容。这是远离沿海的内地人最容易买到和吃到的一种海味，价格不贵，烹制简单，肉质细嫩，吃的时候也不担心河鱼的小刺。有一年春节，我们买到了一只冷冻的兔子，在清洗的时候，父亲发现兔子脑袋里有一颗铁砂，他由此怀疑，这一只被打中的野兔。

我们家里过年的时候，一般自制两种平时不怎么做的菜。一是酥肉。五花肉切成肥瘦相间的条，腌在加了鸡蛋和盐，花椒粉的面糊里，入味以后，在油锅里炸。没错，这是四川人的过年风俗。酥肉的功能，原本是在做好以后，长期存放，每次做汤，就切成片放进去煮，这样汤会很鲜。但是，油炸的过程实在太诱人了，因为，那气味闻起来实在是太香了（很大程度上也应该归功于花椒）。不但如此，刚刚炸好的酥肉外脆里嫩，口感一流，因为有点肥肉所以瘦肉部分不会太柴。我小时候一直难以理解为什么制作酥肉的目的是为了将来做汤，因为放陈了，又做汤了的，再从汤里捞出来吃的酥肉，几度风雨，几度春秋，和刚刚炸出来的酥肉的区别太大了。所以，每次我都等在灶边，恨不得把现炸的酥肉吃光，至少要吃够，好在一般做得比较多，小孩也不可能真的一次吃完。

还有一个肉菜，也是过年才做的，酱肉。大概也是五花肉，就简单用甜面酱抹好，挂起来风干，并不烟熏，干了以后取下来蒸熟。它没有腊肉的烟熏味，制作也简单，但有甜面酱特有的甜咸兼备的特点，而不像很多腊肉那样咸。后来工作以后，我的一个同事来家做客，偶尔吃到了我母亲做的“酱肉”，一直念念不忘。同事家是东北人，或许没有这样的做法。

我父亲特别喜欢在八十年代的春节，也只在春节，多年来持之以恒地坚持做一个菜——夹沙肉。把肥肉从中劈开到皮的地方，填上咸中带甜的豆沙，大火猛蒸，最后，肥肉中脂肪大部分溢出，肥肉变得晶莹透亮。但是，这个菜其实是我最怕吃的一道菜，虽然我父亲总是说，好吃，好吃，但我始终受不了肥肉和带甜味的豆沙在一起吃的感觉。现在父亲已经离世五年多，即使我去农村的亲戚家里吃饭，也再不会有这个曾让我望而生畏的 “夹沙肉”了。

鸡，没什么特别的，就是一整只炖了，孩子一人分一条腿。在八十年代初期的生活里，吃一只整鸡的机会其实是不多的，所以，能吃到鸡腿，喝到鸡汤，确实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也让过年更像过年。不过，当我自己也做了父亲以后,才开始理解，我的父母在年夜饭里是从来吃不到鸡腿的，但作为孩子,我那时真的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只觉得父母把鸡腿让给我们孩子，就像故事里说的——“妈妈爱吃鱼头”，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还有油炸虾片。这似乎也是一种年节食品，非常好吃。以至于我今天生活在一个美国小城里，每次去本地那两家中国自助餐馆吃饭的时候，都禁不住吃几片炸虾片。

七八十年代成长的孩子，一般都有过年的时候抓一把花生瓜子放在口袋里，出去串门，放鞭炮的记忆。那时我们家里自己炒花生和瓜子，因为要防止很快炒糊，所以必定要在锅里放上不少的盐，直到最后，盐都变得焦黄，而且混杂一些细小的杂物。吃炒花生的时候，同时吃一颗水果糖（我们叫硬糖）嚼碎一起吃，就很有花生糖的风味了。

“别梦依稀咒逝川，故园三十二年前”，二十世纪的八十年代已经逝去了，但 “大人盼种田，小娃儿盼过年”这句俗话，在每年圣诞节装饰圣诞树，准备圣诞礼物的时候，还真是常常想起。虽然已经免于匮乏，但为人父母,有时也自然而然地会在某一顿上，把孩子喜欢吃，自己也喜欢吃的东西，都给孩子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