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晚上散步总在小区看到这样的景象：两个女人相伴而行，一个女人手上拿着唱机，放着歌曲，慢慢挪着小碎步，时不时地张望着身边另一个女人。另一个女人左手别扭的弯曲着伸到后背，一直这么架着，上不去下不来，似字母“L”，右脚艰难地往前挪，每挪一步都要使劲地拖着左脚，弯弯扭扭似要跌倒，却又固执的独自行走，穿着打扮倒也是整洁得很，头发也梳得整齐。
看起来，这个女人年龄不大，五十岁左右的样子，或是中风了吧。得病前应是一位整洁、利落、好强之人。想来，拿着唱机的女人也许是保姆，俩人之间并没有交流。
每每看到这样的景象，我都不自觉地联想到自己，近几年身体并不是很好，光鲜亮丽地背后总是些无奈。假如有一天，真要是得重病或是瘫痪在床，我能忍受吗？
朋友说，真要是到了那一天，你不忍受也得忍受。人为了活着是可以接受一切的。虽然说得很有道理，但我仍然认为自已不能忍受，哪怕到了那种境地，我也希望能有尊严地离开。
朋友之前乳房有个结节，需要动手术，医生是位男医生。我调笑她，能接受男医生那样检查呀？她说，在陌生男人面前脱衣，被人摸着捏着，虽然是医生，但也是尴尬啊，恨不得钻地缝里去了。可是人到那种地步了，还有啥尊严可说呢，治病要紧。
我会怎样？我会选择女医生。剖腹生产时我就不要男医生。虽然理智告诉我，人家是医生啊，想太多了吧。可我始终无法接受。那要是没有女医生呢？怎么办？也许我会逃避吧。
曾看到已经自杀的《求是》杂志曾副总编、著名杂文家朱铁志的文章，他写了一段关于疾病关于死亡的文字：
“我知道我虽然叫“铁志”，但其实意志很薄弱，很可能经不起癌症的痛苦。我不想辛苦挣扎一生，到头来再丧失做人的起码尊严，缠绵病榻，身上插满各种管子；也不想家人为我的生不能、死不得而悲伤难过；更不想单位为一个已经完全不能生存的人发工资、报药费，增加额外的负担。我甚至还有一种或许自私的想法，就是不想以肉体的痛苦成全子女的孝道和医生的人道。病长在我身上，痛苦是自己的，而那些外在的道德评价要以一个病人的痛苦作条件，不是显得有些残酷么？我的家人、我熟悉的医生，没有一个这样的人。虽然我们国家至今没有安乐死立法，在我的有生之年也未必能够通过这样的法律，将在可能的范围内尽其所能呼吁这样的法律，并且非常愿意身体力行这样的法律。即便我做不到“生如夏花之绚烂”，但我期待“死如秋叶之静美”。”
有尊严地活，有尊严地死。
有一次半夜，躺在床上突然觉得无法呼吸，猛地坐了起来，使劲吸气吐气，还是觉得空气不够用，跑到阳台，张大嘴巴，还是不行。恐怖扑面而来，死亡扑面而来。那一刻突然留恋起这个世界。曾经自以为对待死亡的洒脱呢？你不是不怕吗？为何事到临头反倒是怕了呢？
一个叫达克顿的外国人，曾以为除了双目失明以外能够忍受生活上的任何打击，可他在60岁的时候，却真的双目失明了。这时候，他说：“噢，原先失明也是能够忍受的呀。人能够忍受一切不幸，即使所有器官都丧失知觉，我也能在心灵中继续活着。”
其实每个人有一条韧性十足的命，它远比我们想象中的那条命耐磨得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