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独是孤独者的通行证
读刘震云小说《一句顶一万句》
中午带妻子孩子出去吃饭，路上依然在听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我对小淇说：刘震云的这本小说，几百个人物，几十种职业，跨越百年，堪称文学版的《清明上河图》。语言特别有韵味，值得一品再品。有空时你可以看看哦。
初中生的小淇，已经有不小的阅读量，一起说说小说，说说小说背后的作家和作家的故事，还可以有来有回。能够说得上话，能够彼此明白想表达的是什么，能够对某一本书，一个故事，一个人物，有共鸣，不容易。
好好说话，这也是刘震云这部小说最想告诉我们的一个最粗浅也最深刻的道理吧：人这一生，就是在寻找能一起好好说话的人，以此来摆脱人生无处不在的孤独。
这部获得茅盾文学奖的小说，被誉为中国版的《百年孤独》。小说下部《回延津记》的开头，也的确采用了《百年孤独》完全相似的结构。
“牛爱国三十五岁时知道，自己遇到为难的事，世上有三个人指得上。一个是冯文修，一个是杜青海，一个是陈奎一。”
这是小说《一句顶一万句》下部《回延津记》的开头。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那时的马孔多是一个二十户人家的村落，泥巴和芦苇盖成的屋子沿河岸排开，湍急的河水清澈见底，河床里卵石洁白光滑宛如史前巨蛋。世界新生伊始，许多事物还没有名字，提到的时候尚需用手指指点点。”
这是马尔克斯小说《百年孤独》的开头。
而两部小说的主基调，都在寻找孤独解药。只是这解药，到小说结局都没有找到。
“世界新生伊始，许多事物还没有名字”，小说《一句顶一万》上部中出场的大多数人物，像马尔克斯所说的一样，没有名字，
只有老马、老杨、老李、老史等等的一个笼统的称呼。
比方说“出延津记”的第一节，仅仅一节就出现了杨家庄卖豆腐的老杨、马家庄赶大车的老马、铁匠铺的老李、孔家庄卖驴肉的老孔、窦家庄卖烟丝的老窦、劁牲口又给人补锅的老董、魏家庄卖生姜的老魏、看相的瞎老贾等等十几个人。
讲的却是一件事情——老杨将老马当好友，老马其实看不起老杨，别人都看在眼里，只有老杨不知道。就在这种老杨、老马、老李、老段的人名疲劳轰炸下，作家悄悄展开了小说人物关系网的一个角落，以后还有几十上百个老汪、老裴、老曾、老范等等陆续登场。
其叙事效果是——第一，做什么事情住什么村，比他们的名字更重要，生计是他们的名字符号。第二，写乡村世界但几乎不写农民，写的都是乡村的小商小贩。按照社会阶级分析，他们也都难以归类为无产阶级、雇农，也不知道算不算“小资产阶级”或贫下中农。老曾、老范说不定还有雇工，将来可能要划成小业主、中农甚至富农等等。第三，在刘震云这种别开生面的重复人名轰炸叙事当中，老孔、老段、老董、老魏……被一视同仁，都是惨淡人生，辛苦生计。
小说后来详细描写主角杨百顺想跟老裴学剃头，羡慕一个叫罗长礼的人会喊丧，这里唯一超越生计，有点“诗和远方”成分的，就是替死人喊丧。这也是后来他出走延津最后自己改名叫“罗长礼”的原因。无论生活有多艰难，那唯一嘹亮的嗓音始终在叫醒他。
但刘震云写小商小贩的生活，不仅是写吃、睡、活着，更为了终极意义——“说话”。小说里反反复复强调，人与人之间，老曾、老范、老李、老杨什么的，人跟人之间能否“说话”，至关重要。小说上部主角杨百顺（后来改名吴摩西、罗长礼），下部牛爱国，无不在为找到能和自己“说得着”话的人而奔走一生。
“说得着”就是可以交流，志趣相投甚至有感情。“说不着”就是误会、隔膜、性情不合，甚至是漠视或者敌视对方。所以人跟人之间能否“说得着”，是上半部人伦关系的关键，到了下半部也是家庭和谐的关键。
上部主角名字叫杨百顺，生活中可谓百般不顺，后来为了生计信了教改名吴摩西，主也没给他带来半点好运。他和父亲买过豆腐，帮人挑过水，种过菜，当人学徒杀过猪、破过竹。
与家人断了往来，和朋友也不交心，好不容易讨个老婆，却无话可说，杨百顺注定孤独一生。
他一穷二白，“房无一间，地无一垄”，因给县长种菜，被一寡妇看上。冲着寡妇有铺有生计，他入赘为婿。可老婆根本不拿他当回事儿，像雇了个长工、保镖，大事小事全让他一人做。尤其是他丢了县衙的工作后，老婆更是与没一句好话，没一张好脸。
更令人寒心的是，妻子与人夫苟合，被捉奸在床，后卷财私奔。后来，杨百顺在找寻两人过程中曾目睹两人生活凄苦，落魄不堪，可依然有说有笑。
他一辈子没想明白，“一个女人与人通奸，通奸之前，总有一句话打动了她。这句话到底是什么？”
有一个情节刘震云借文中人的口说的话，或许能解释吴摩西一生颠沛流离，孤独终老的原因：世上的人千千万，说得着的人千里难寻。
他入赘嫁的本不是一个说得着的人，那个和他同床异梦的人早和隔壁老王，不，老高，从肉体到心灵，都私通了去，他们反倒成了说得着的人。
所以，他看到他们凄苦生活中的笑脸时，他终于放下杀人的尖刀，转身黯然离开。
小说下部突然跳空，从民国来到了改革开放以后得今天。
小说上、下两部完全是两个时代，人物隔了两代。社会、政治、文化的巨大变化，小说故意不写，几乎看不见。小说强调的是这种变化之中的不变。变化是什么？小饭铺变成了“老李美食城”，又变成了“老马汽修厂”，馒头庄变成了酱菜厂，教堂变成了“金盆洗脚屋”，当年挑水的井现在成了卷烟厂等等。吴摩西大闹的南街，现在是杂货铺旁边的剧场。总之变化处处有，不变处更多。在社会、政治巨变之中，人们仍然忙于生计，仍然说不着话，仍然要寻找出轨私奔的老婆。
小说下部的主人公牛爱国，是上部主人公吴摩西弄丢的养女巧玲，后来被收养的养父老曹改名叫曹青娥的次子。
牛爱国和吴摩西也是同病相怜，两口子没话说。他心里明白，不是两人不爱说话，而是没话可说，两人的心隔得远远的。
他曾亲眼看见妻子与情人有说有笑，原来爱不爱说话，看跟谁在一起。
为了让妻子回心转意，他变着法儿地讨好妻子，没话说就找话说，还专挑好话说。可妻子听来却恶心至极。
此番真相，刘震云早已洞悉：“两人说不来，就无所谓坏话或是好话。如果坏话说不来，好话也不一定说得来。两人的心离得远，对同样一句话，就有不同的理解；你认为是句好话，她听起来不一定觉得是好话。”
再后来，牛爱国遇上个贴心人。两人如干柴烈火般腻在一起，不为别的，只为说得上话。能说不能说的，都能说给对方听；高兴的不高兴的，都能说得高兴。
小说最后部分是有双重意义的寻根回乡，一是曹青娥临死前记挂多年前故乡旧人的信息，要儿子去找杨百顺也就是吴摩西的踪迹、后人。二是牛爱国在回延津家乡过程中有所感悟，一边假装寻找出轨的老婆庞丽娜，一边寻找情人章楚红。这时章已经离婚，据说去了北京。
小说没有结尾，或者说结束在一种过程、状态之中。小说略过了时代洪流，略过了社会变迁，写的是一种七十年循环的底层常态，男女忙于生计，难于“说话”，最后寻找背叛自己的老婆或者丈夫，也是在寻找那一句终生都想“说得着的话”。
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在某种意义上继承了鲁迅的使命。维系人伦人情秩序的“说话”，很多时候情理不分，充满误解，言不对题，无法沟通。但在另一层意义上，刘震云的小说也在怀疑，要改变这种世俗人情、人伦秩序是否可能，或者至少将会何等艰难？
孤独是孤独者的通行证。中国式的“百年孤独”，其实，还在我们生活中绵延不绝。只是我们每个人所体验的孤独，有不一样的色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