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父是个瘦高的老头儿，灰白分头梳的一丝不苟，两腮塌陷，眉骨高耸，白背心，着衬衫。退休前爱拿个喷壶侍弄院子里的几株月季；或是鼻梁上架着那副老花镜用焦黄的手指沾着唾沫伏案看书；偶尔有乡邻盖房修门楼来求写几字，他便摊开几张报纸，或四字或五言，斗大墨字，我读来大多不识便觉全不通顺。
记忆中爷爷有个三抽屉的桌子，其中一个抽屉永远上着锁，另外两个抽屉却根本没有锁销，一个抽屉里是书信稿纸之类，另一个抽屉里有各种破钢笔、订书器、铁的包着布的眼镜盒、呲呲冒火星却打不着火的煤油打火机，还有一把梳子，那应该是奶奶的，奶奶还有头油，所以奶奶的头发总是锃亮，像母牛舔过的牛犊一样。
桌面上压着一块等大的厚玻璃，玻璃下压着些信封地址什么之类的东西，还有几张好看的8分邮票，我试过，根本抠不动那块大玻璃，只得去抠别的信封上不咋好看的邮票。
桌上零零乱乱的，一半是纸，一半是烟，还有一个大瓷笔筒，外面画着红毛的狮子滚绣球，里面插着各号粗细大小的毛笔，长毛的短毛的有头儿的没头儿的，爷爷不在家时我能把它们都抽出来，按大小个从桌子这头摆到那头，还能从笔筒底掏出一分的钢镚儿或是两毛的粮票。
奶奶也是个烟鬼，他俩人经常对坐炕上卷烟对抽。屋里便沉积着旱烟和臭墨味儿，使我总觉得那扇窗户太小，灰蒙蒙的透不进阳光。
夏天我时常躺在这挨着窗户的炕上午睡，年老的苇席被汗沁成红褐色，冰凉锃亮，爷爷有个小猫戏球的瓷枕，却从不让我枕，说太凉别冰着脑袋，其实我也就能抢来抱着，因为太高太硬，枕着也不舒服，我才不稀罕枕着睡觉。
后来奶奶死了，可能我也是太小，记忆是碎片化的，只记得好像是抽烟抽的，或是怎样。但我记得爷爷买来各色的纸，还要来几捆高粱杆，在院子里给奶奶扎楼房、牛马、金童玉女，到现在我还记得怎么用筷子和彩纸撸出一朵纸花。
再后来我也上学了，便很少去整天待在爷爷家，我记得少先队入队时，老师让我代表队员在国旗下讲话，要写个稿子照着念，我哪知稿子是个什么东西，放学后扭扭捏捏的去找爷爷求助，爷爷架上那副老花镜，抽出顶印“店子镇完全小学”的红条信纸，拣了一只钢笔写了一张，写好给我，并领我念了一遍，反正我也不懂，便捧着跑回家又照着字典把不认识的字标上拼音，磕磕巴巴念一遍，还是觉得不通。我记得那个稿子我折了三折夹在语文书里带去学校的，放学后再回家就找不到了，可能我也没想寻找，反正也已在国旗下念完了。
再后来，爷爷退休了，还又找了个老伴儿。我的后奶奶是个大个子，要比我印象中的亲奶奶高大不少，她也抽烟，且嗓门洪亮，还总跟我说，世上有后妈，没有后奶奶。
而后周末去爷爷家闲逛时他们几个老友便总是在打麻将，可能是忙占着手，也便不卷旱烟了，没嘴的官厅，黑杆儿的凤凰，烟雾缭绕。实在没意思我就推上爷爷新买的二手“麒麟”牌自行车去村边河沿找放羊的伙伴，别说，这个斜梁的“麒麟”要比直梁的“凤凰”好骑的多。
爷爷的麻将好像一直打到他病倒卧床才算结束，这好些年，也没教我毛笔字，也没教我拉二胡。也荒废了他，也荒废了我。爷爷过世前已瘦的不成样子，后来父亲说，每天一支的杜冷丁，偷换成氯化钠也能骗得他的心理安慰，爷爷身体上的痛苦其实已经麻木，只是他的精神上害怕痛苦。爷爷说，算命先生说了，他是和尚命，终也应了验，爷爷咽气时，因为没有着紧，值班伺候的父亲正在外屋吃饭，终究是闭眼时床边无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