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23.上午第一讲，许钧教授的“翻译研究大视野”。
首先，许教授解释了题目的意义。进入一个研究领域，视野有多开阔，理论参照多丰厚，决定研究价值。
第一个问题：翻译研究中的困惑、或焦虑。几个方面：第一个焦虑：对长期从事翻译研究，并在此领域有一定的成就的人，存在理论焦虑症。
这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翻译教学遇到很好的时期。但一直存在各种声音：1.现在翻译研究者不会遇到的：翻译有理论吗？（70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翻译是实践。
为回答这个问题，许老师探索。对话做了半个世纪翻译实践的老翻译家。他们谈各种问题，不谈理论。他们有各自独特看法。
翻译有无理论，决定大学翻译研究的学术地位。翻译没有理论，就决定翻译学科的存在意义。乔治莫《翻译的理论问题》（博士论文）
2.翻译是否可能？导向实践，指向翻译活动。在哲学、语言哲学和文化层面谈可能性。这个问题考博必考。所以翻译是合法的吗？可能性与合法性是联系在一起的。
对原文不尊重、不断改写、甚至改编，这合法吗？
随着高校翻译教学作用的增强，就在翻译理论与实践方面提出两个问题：1.翻译如果有理论，可以有翻译学吗？2翻译理论如果存在，翻译学科就存在。
翻译理论建设和探索中，首先是对国外翻译理论的引进、简介、消化，第二是中国古代文论与理论的源泉的整理与提升。这两者是“不相往来”吗？产生理论的困惑。
比如把“易经”思想用于翻译研究，这种本土化研究，是值得提倡的。重视本土翻译资源的现代化阐释。理论的创新，必须要有思想资源为基础。哲学根源。
《论翻译研究的思想资源》
任何理论的创新似乎都有了困惑：1.任何理论必须有思想为基础。任何文论都是从哲学思想发展而来。2.翻译理论的创新必须关注翻译的基本问题。
第二个焦虑：技术焦虑。机器翻译是否取代人的工作？我们这个行当要消失了吗？表现三方面：1.机器翻译的出现，对翻译价值的考验；2.机器翻译如何在翻译教学中体现？各种翻译技术，如何进入教学？3.如果不掌握技术，如何在翻译中占一席之地？
翻译教学与翻译过程的思考中，技术问题已成主要问题。技术必须重视，因为对它对人的发展提供了很大便利，对人的提高有重大作用。
但是，技术不能代替一切。技术与翻译的关系，我们要思考。
要把焦虑化作问题、把问题化作思考。
人类不断进步，最大的进步就是从繁重的劳动中解放出来。但机器翻译只能解决最简单的问题。而语言是人类存在的最基本特征。人类的根本创造是符号的创造与使用。人类的符号创造是人类创造的根本。索绪尔：没有语言，思想就是一个模糊的云团。
另外，人类创造音乐符号、绘画符号、形体符号以及各种符号。
人类除了这种创造，还有符号可以转化。机器不能转化符号，（苻际翻译）比如红楼梦，小说可以转换成戏剧、电影、舞蹈、绘画。还有文字可以转化成建筑、膳食。翻译机器能代替这些吗？目前看来遥遥无期。
第三个焦虑：方法焦虑症。
研究翻译，总会提到方法论问题。如果研究问题不得法，就不行。这需要方法，或工具。思辨、分析等方法都好像没有新意了。新问题可能出现，但新方法没有那么容易出现。现在好多研究都是“基于语料库”，这是一种好方法，但当这种方法成为必须，就成了方法的焦虑。
所以，新问题、新方法、新材料，三者应该相结合，摆正三者关系。而不是只关注新方法。
第四个焦虑：研究价值焦虑症。
涉及1.现在的研究，大家都在做，我做还有什么价值？2.有的做理论研究，教给学生很有用，却不能形成理论研究文章，没有功利价值，无法评职称，怎么办？3.写了好多文章，却没有新的理论；4.一种理论的提出，难道只能提出本学科的问题，不能对其他学科提供间接指导，如果没有产生作用，还有更大的价值吗？
每个人要把自己的问题、困惑搞清楚。
因此，这四个焦虑，就引出对翻译研究目前的领域与各级研究者的定位问题：“何为译？为何译？译为何？”
明确翻译领域的定位问题，分五方面：1.技术与翻译，2.翻译史问题；3.翻译应用问题；4.翻译教学；5.翻译批评。
往往写出几篇文章后，研究面貌就清晰了，自己就有了研究地位，又有了话语权，就可以开始开拓。比如可以从文艺研究、小说争鸣等领域拓展。
在研究的开拓中，可能会有挫折、困难，千万不要退缩，一直坚持，才会有积累。
坚持就意味着积累，积累就可以导向未来。没有思想，没有真正的问题，没有学者愿意和你谈。
总之翻译研究：选择方向很重要。定位、坚持、积累。
所以第三个方面，当下的翻译研究，还有哪些问题或领域值得做。1.翻译史2.翻译的伦理学研究3.对翻译价值的深刻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