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子建，女。毕业于北京鲁迅文学院。1983年开始小说创作，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树下》、《晨钟响彻黄昏》、《茫茫前程》、《热鸟》、《满洲国》、《额尔古纳斯河右岸》，小说集《北极村童话》、《向着白夜旅行》、《白雪的墓园》、《逝川》、《白银那》、《朋友们来看雪吧》、《当代作家选集丛书——迟子建卷》，散文随笔集《伤怀之美》、《听时光飞舞》、《迟子建影记》、《女人的手》及《迟子建文集》（四卷）等。其作品《清水洗尘》获鲁迅文学奖，《亲亲土豆》、《花瓣饭》、《踏着月光的行板》、《采浆果的人》分获本刊第七、十、十一届百花奖。现为黑龙江省作协专业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小说创作带给了迟子建认识这个文学新时期的机会，而《一坛猪油》便是在其执笔创作小说的第二十五个年头所写的。小说讲了一对林木工人夫妇一生经历的故事。故事以“我”为叙述者，“我”变卖家产与屠夫霍大眼换来了一坛猪油，带着三个孩子一同去城里找丈夫。这坛猪油让“我”与丈夫老潘再添一子（苏生，小名蚂蚁），而老潘的同事崔大林也依靠一枚祖传的绿宝石金戒指喜报媳妇儿程英归来，但一次意外让遗失了戒指的程英不幸坠河身亡。后来，蚂蚁打渔归来，在一鱼腹中发现了戒指，但崔大林执意不收。在老潘去世后，饱受良心谴责的崔大林说出了真相：戒指本该是属于“我”的，它被埋在那坛猪油里面，只是崔大林一时贪心拿走了。而关于这个戒指的来历，又牵引出一段猪油主人霍大眼对“我”的感情。

贯穿全文，“一坛猪油”成了行文的线索，而猪油里的绿宝石金戒也成了指向爱情的风向标。在绿宝石金戒下，读者可以看到程英对崔大林的用情、霍大眼对“我”的企图、客栈老板对坛子的专一等等。但换个角度看，不难发现它是一面反映人性本质的镜子，是黑是白，一清二楚。同时毋庸置疑，《一坛猪油》里除了人性，还有爱情和婚姻，这些都是作者向欣赏者娓娓道来的资本。但显然并非所有婚姻都是爱情的归宿，所以请允许笔者以“爱情”之名对小说中的人性作一番浅析。

对“爱情”二字最简单的解释是男女相爱的感情（出自《现代汉语词典》）。那么，男女双方因何结合，即因何相爱便成了其中的关键，也成了“从爱情看人性”这一主题的插入点。自古便有孟荀两大儒学主张者关于人性不同的看法，分别为“性善论”及“性恶论”，但这两点是相对于本性而言的。换而言之，随着人的成长，人性本身会因后天影响而掺杂善恶两面。所以，在这种解读下，从爱情看人性就化为了人性善恶对爱情的影响。

第一，善主导下的人性巩固爱情。

“我”与老潘是一对由爱情走向婚姻的患难夫妻，平平淡淡过了一辈子，没有轰烈的海誓山盟，但彼此间的忠诚与信任却成了人间纯朴温情的写照，也成为了该著作的亮点。小说开头提到：“我当时已经是三个孩子的妈……那年初夏的一个日子，我在河源老家正喂猪呢，乡邮递员送来一封信，是俺男人老潘写来的，说是组织上给了笔安家费，林业工人可以带家属了。他让我把家里的东西处理一下，带着孩子投奔他去。”结合后文可知，老潘在城里当上了所长，不忘在乡下的妻儿，便通信让他们过来一起生活。放在现在看，林工所长算不上是什么大官，但是难能可贵的是一个丈夫对妻子有这种自觉的责任感，一种对爱情、对婚姻的忠诚。一九五六年，在当时那么一个法制不完善的社会，虽然婚姻法刚颁布不久，可实际上对维护女方维权并无太过有力的效用。老潘可以像成龙所言犯下一般男人都会犯的错，在逍遥快活之后抛弃糟糠之妻，理直气壮地为自己找借口开脱。显然，老潘并无选择如此下作的办法，而是把妻儿接过来一同生活，共苦乐。“我”生蚂蚁的时候，因为当地的医疗条件不够，必须得出山，但如此一来时间就来不及了。事到如此，唯有过界到苏联生产。“老潘是个党员，又是经营所的领导，按理说不管我和孩子是死是活，该把我往开库康送，免生麻烦。但老潘就是老潘，他一点儿也没犹豫，立马吩咐人套马爬犁，准备担架，领上崔大林，把我用两床棉被包裹上，去了苏联。”可见，老潘对“我”或者说“我”和老潘之间的爱情已经是超乎了物质、财权。对于爱情，他们以婚姻来驻守，把心理和生理本身对爱的共同需要（一种人性的本能）浓缩于其中。同样，“我”对老潘的感情已经超乎了儿女之情，可谓是跨越一生的相守。无论是从开始的林工到辉煌的所长，再到后来文革期间的“苏联特务”，“我”与他始终都不离不弃，相濡以沫。这就是善主导下的人性对爱情的巩固，对爱情的忠诚与信任足以掩盖过分私欲带来的破坏，因为他们的相互信任、相互理解中都隐含着一个前提，即共同的原则和目标。这个目标可能是亲情、金钱、健康，抑或是家庭，但无论是什么，最终都能使男女双方更加紧密地结合，加固已成形的爱情——他们的婚姻。

第二，恶主导下的人性捣毁爱情。

说到这一点，崔大林程英两口子的“爱情”无疑最能凸显性恶的弊端。崔大林因为一时贪念起，盗取了猪油里那枚本属于“我”的绿宝石金戒，并以此作为求偶的资本，娶得程英归来。程英也看中了这枚戒指，为此放弃另外一名前程较好的技术工作人员，跟了崔大林。但其中富有讽刺意味的事情是：她忘记了一点，选择了金戒就等于放弃了爱情，自己就会变为金戒的傀儡，金戒将成为她生命的全部。这也为后来她因遗失戒指而戏剧性地死去埋下了伏笔。同样，崔大林的贪心也毁了自己的幸福——老而无子。良心的不安令他无法面对程英手中的戒指，尤其在同房之时。这里的爱情或者说婚姻，是一种生存或者说生活的陪葬品，一种自私自利的恶念牵引下的交换。崔大林出卖物质，程英出卖肉体，两者在“公平”的交换后组成了看似无比匹配的一对，只可惜那些并不能满足他们真正的欲望。说到底，那充其量只能算是以爱情为名而展开的单向、表面的索取，即崔大林对程英美貌的追求，而男女双方自始至终都没有共同的精神追求，也没有平等的交流，只有彼此间利害关系的权衡，谈何幸福？所以甚至可以说，从这段各怀鬼胎的“感情”的开始就能预见其两败俱伤、步入坟墓的结局。

第三，人性的恶善面转换扭转爱情结局。

世人皆知，人无完人。同样的道理，世上不可能存在任何一个单纯到只有善心或者只剩恶行的人，其间只是善恶掺杂的程度问题罢。从爱情看人性，人性影响爱情的结果，恶善两面的转换也挣脱不了这个范畴。

“我”在去投奔老潘的路上下了场雨，唯有带着三个孩子就近到老鸹岭客栈投宿。客栈夫妇虽结婚多年，但感情上总闹别扭。“我”带来了装有猪油的坛子，这深深地勾起了老板的兴趣，在坛子上摸了一把又一把，惹来老板娘的不满，说，你看它细发，摸个没完了？店主说，坛子又不是女人的屁股，有什么不能摸的？这无疑让老板娘心生不快，对那没有生命却又占据丈夫爱恋的坛子心生嫉妒。性格刚烈的她在听到老板说“好物件和好女人一样，看了让人忘不了！咱没福分娶好女人，身边有个好坛子，也算心里有个惦记的！”后，便一头撞到了柱子上。由此明显可以看出，客栈夫妇之间的“爱情”并非真爱，是一种对生活的将就，将就着一起过日子，有个伴儿一起到老，免去一路的孤寂。虽然这样谈不上是对爱情的亵渎，可若是如此发展下去，最终想必不会是大团圆结局，只是两个都不快乐的人处处将就，了此一生。

可文学作为一种艺术形式，有其源于现实却又高于现实的力量，一个人物或者情节的设置往往会有针对性及不可预料性。客栈老板娘在“我”离开的时候，“叫了一声妹子，扑通一声给我跪下了，让我留下那个坛子！她说这一夜想明白了，要是一个男人身边活物死物都不让他喜欢，这男人就等于活在阴天里，她不想看她男人以后天天阴沉着脸”。这里，老板娘对待丈夫的心态俨然已经发生了变化，不再是心怀怨恨和不解。她貌似退后了一步在为自己的婚姻妥协，其实不然，那是以退为进的一步。之所以说“进”，就在于她迈开了理解、宽容的第一步：调整自己的心态——与其心怀嫉恨地去占有一段令彼此不快乐的婚姻，倒不如退一步，给对方让出点快乐的空间。而对于客栈老板来说，她能够让出来的便是接受丈夫对猪油坛子的喜好多于对自己的爱恋。但出乎读者预料的是，正因她如此举动，感化了客栈老板，令其感受到来自对方的相互关怀与谅解，露出扭转爱情走向灭亡的势头。这一次爱情的逆转从另一个角度看，亦可谓是一次追求真爱下的人性变化，一种由恶转善的变化。

当然，人性恶善两面扭转对爱情的影响不应该仅仅只有由恶向善的转变，还需有由善到恶下的扭转。但是，无需多言，这只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罢了。

人性，无论在什么时代都是一个值得人类探寻、解读的事物，它存在于爱情、亲情、友情等中，渗透于生活。从爱情看人性，看到的并不只是单纯的善恶，而是善之所以为善，恶之所以为恶的缘由以及善恶二者变换的时空对爱情主体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