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作家不能把小说建立在对一个人的鄙视之情上，因为仇恨会扭曲他的观察。”
《整个巴黎属于我》是美国作家莱斯利·M. M. 布鲁姆为欧内斯特·海明威所作的传记，讲述了海明威从初到巴黎、一无所有，到几番反复当记者、写小说，最后功成名就的故事，其中穿插了他对于当时欧美文学的实验和他与各位作家、编辑之间发生的逸事趣闻。
“如果年轻，这是一个好去处，也是一个人成年的必经之地，”他想，“我们都曾爱过它。”
“而且，”他还说，“说不爱，那是撒谎。”
这句话令我想到了狄更斯的小说《双城记》的开头，它说，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
有人升入天堂，有人跌进地狱。
巴黎，浪漫之都，是艺术的汇聚之地。提到巴黎，人们往往会想到华丽的衣裳、繁复的图画、优秀的小说。海明威生活的那个时代，他们通宵聊天，酒精、爱情、作品，如同人生精美的花纹，丝丝缕缕从话语和社交中镂刻出来。
我们对现在的时代又爱又恨，它让我们拥有很多机会，让我们见到更为广阔的世界，更多样的人生，同时，它让我们与同龄人变得比任何一代人都更焦虑，像是将所有人放进一个牢笼中，互相分享，互相挟持。
莱斯利提到海明威将身边的人与事写进《太阳照常升起》的前后，描画了一幅浮世绘，风情万种的夫人、汲汲营营的商人、追逐名利的作家。在他的不经意之间，他也将自己放置到那副图景之中。
一个不得意的作家坚持着自我与尊严，被拮据的生活，就得低下高傲的头颅，向人借钱。
梦想和现实的拉扯在不同的时代从未变过，有的人走到半途决定退出，有的人走着走着，偏离了方向。行百里者半九十，少有能够扬帆起航直到正确的低调，更多的是在港口附近打转，或者，在狂风暴雨中触礁沉船。
欧内斯特·海明威最家喻户晓的一部作品，当属《老人与海》了，由张爱玲首次翻译，然后引进国内，此后，曾经亦有多名译本。
圣地亚哥的硬汉精神在海明威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他对西班牙的斗牛情有独钟，对露天饮酒情谊深深，他对不入眼的作家毫不留情地加以鞭挞和嘲讽，甚至写出《春潮》来反驳。
因为他的爱与恨如此浓烈，以至于他会伤害到他的爱人和友人。大他八岁的哈德莉在他一贫如洗的时候嫁给他，不问地位、不问富贵，为他生下孩子、支持他的写作，相信他的文学梦想会生根发芽，茁壮成长。
可海明威的性格里就有那么一点不稳定的因素或者说执拗。他像寻求酒精的刺激那般找到了另一位情人。他与哈德莉一落千丈，夫妻关系破裂，这似乎每一个成名之人必走的路途。共患难易，同富贵难。
海明威的友情比他的爱情更为真挚，把酒言欢到天明都不够，一言不合此生不见也是寻常。
在他踏上文学的征途的那一刻，他注定不会一枝独秀，身前身后会有很多人。
巴黎，像是迦南之野，那一代作家们寄身于彼处，尽情地展现他们对于文学、对于人生、对于情感的想象。
在后世的眼中，那是一段光华灿烂的过去，可也是耳边浮起分明是酒杯破碎的声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