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下第一句话的时候，我正躺在南京郊区的一个布沙发上。这里是新建的国家级新区，本该夜深人静的时候，路上却不时轰轰开过一辆辆渣土车搅拌车。此夜此时，我又想到自己的家。
我没有什么曼妙的似水年华可以追忆，本就是一个普通成一滴水的人，去的地方越多，越感到自己的普通。和大迁徙时代无数的小地方人一样，我像是一株长成后，便从熟悉的土壤拔出的植物，移植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好在当时还年轻，在陌生的地方，慢慢习惯，慢慢扎根。但记忆之河溯流直上，总会回聚到一个地方，一个临江的小镇。
我的老家很小，骑上电瓶车半小时就可以绕上一圈。但十八岁以前，感觉所有的世界就禁锢在这里，只有读书，考上大城市的学校，才能走出去。邻居那些在北京上海南京（在小时候的我看来南京是可以比肩北上的大城市）读书的哥哥姐姐，真是厉害。老师也这样激励我们学习，课堂上，老师常说，有本事的孩子以后会去远方，没本事的才会守在家门口（后来一想，老师岂不是为了激励我们，承认自己没本事）。等长大后真的走出去才发现，其实走出去很简单，就像我所在的南京，驱车到我家不过两小时。
镇的中心区域是十字交叉两条长街。小学，初中，电影院，电器店，金店，稍算是品牌的衣鞋店都是在这两条街上。这里是镇上最热闹的地方，直至晚上九点店铺仍灯火辉煌，同时街边慢慢一个个小吃摊支起，大多是铁皮推车卖些小炸炒蛋铁板烧之类，更加热闹了。此时其余的街道上，行人寥寥车辆稀，小巷里更是漆黑寂然。
街上有很多服装店，我们全家的衣服都是在这两条街上购买的，直到我上大学时，仍然觉得美特斯邦威是个好牌子，当时妈妈给我买了一个包包，是袋鼠牌。其实不好看，是一种带有塑料感的橙黄色，但我拎着它，感觉就和南京年轻姑娘拎着mk一样自豪。那时因为镇上的同学们家庭经济条件都相差不了多少，所以从未觉得自己贫穷过，也以为勤俭为美德，所以现在看到周围姑娘讨论着mk包包，圣罗兰口红，祖玛龙香水，仍可以心如止水，当然，也因为自己穷。
我爸爸是八十年代末来到这个小镇。他老家是安徽山区的农民，爷爷生了七个孩子，六个儿子，我爸爸是老六。
六七十年代，农村没有什么流动途径。农村户口和城市户口可是一道天堑鸿沟。农民要么读书成为天之骄子有了城市户口还包分配工作，要么就老老实实面朝黄土背朝天种地。这样一眼望不到头的种地生活太苦，太可怕，地种久了的人都会有一张呆滞的脸。很多农村的漂亮姑娘会为了一个城市户口嫁给城市的低层。
现在农村城市间流通性已大大增加。我叔伯家的孩子们一半去浙江一带打工，辛苦了几年攒的钱也够回老家起了楼房买了车，然后便在老家娶个媳妇，再一起去打工。不过很可惜他们的孩子成了留守儿童，老人帮他们守着家里的楼房也守着他们的孩子。
还有一半的堂兄妹考上了大学，毕业了去城里找工作。毕竟大学扩招了，考大学没有了那么高的难度，当然他们大多为二本。乡村教学条件有限，某些差距苦读也弥补不了。这些城里工作的孩子，女孩子还好，可以嫁人，男孩子就面临着买房的问题。没有房，最终还是在城里留不住。北上广的房子那是不用去想的神话，现在很多三线小城市房价都已过万，对于他们终生务农的父母来说，凑齐一个首付，太难。所以我姑姑姑父已经五十岁了仍然在浙江打工，因为他们有个在读大学的儿子，我的这个堂弟也很懂事，他已经通过了了大学征兵，现在去了部队，因为当上几年义务兵可以减免学费。
在我父亲那个年代，农村孩子考大学真的是鲤鱼跳龙门，我父亲还算幸运，他考上了高中也考上了大学，一个大专。现在看来so essy，但当时我父亲的高考成绩是全校第一，他们学校当年也就出了这一个大学生。
父亲在芜湖念的书，毕业了就分配在附近镇里的单位做技术员。他有着山里人的老实和木楞，不像芜湖本地人那样能说会道，只知埋头苦干，于是他在这个单位做了一辈子技术员。
我爷爷奶奶把我爸爸供出了大学，剩下的就无能为力了，再无可奉给了。我妈妈虽然是本地人，但是家里重男轻女，也没带来什么嫁妆，爸妈结婚时是实打实的一贫如洗。我出生后，全家三口都挤在爸爸单位的宿舍。筒子楼。现在的人应该已经很陌生了，长长的幽暗的走廊，堆着家家户户的煤堆铁皮煤炉，更显逼仄。
这个走廊两旁的木门里是一个个不过十几二十平的长方形房间，大门正对着一个窗，屋里一张床，做饭去走廊，饭点时，走廊烟雾缭绕可以共享点邻居食物的香味，上厕所就去楼梯处的公共厕所。
当时不是所有人都生存环境狭小。我妈妈有的同事嫁给了本地人，结婚时婆家就为小两口起了一栋三层的水泥小楼房。
等我一天天长大，屋子实在住不下了，这时我爸爸单位开始分房，单位有名额的人花个几千块就可以买到一个小房子。爸爸是技术员，又拖家带口，对这种分配的房子是很有资格的。但我们家没有钱，几千块对我们家来说也是笔巨款，如果我没有记错，我爸爸说九十年代初他的月工资只有一百来块钱。买房的钱借也借不来，其他同事都留着钱自己买房。我外公生怕我妈找他借钱，特地找上门泼他们冷水，坚决反对他们买房。我们只能守在筒子楼里眼巴巴看着隔壁的人一个个搬了出去住上新房。
当时我妈妈已经下岗了。小镇里曾经有过纺织厂，化肥厂，本热热闹闹红红火火，但据说这些厂年年闹亏空，于是九十年代的时候吹枯拉朽纷纷倒闭，后来我上小学发现很多同学都是双职工下岗家庭。不幸中的幸运，我爸爸单位仍然坚挺，就照顾了我妈妈让她过去找了个临时工的工作。临时工工作忙而且待遇低，但妈妈很能干，眼疾手快，自己的工作从未有过失误，又找了份第二份工，帮单位看仓库，多点工资不说，仓库用剩的纸箱她就拖去卖又能换点钱。小时候我一直觉得妈妈脾气暴躁而且爱钱如命，我的零花钱很少，如果出门和爸爸撒娇买点书籍玩具，回来一定是两个人一起遭受雷霆怒吼。现在想想，可能生活所迫吧。
这样辛苦了几年爸妈终于攒了点钱，又等到单位分房的时候，这次妈妈有机会下了班就带着我去各个老领导家看望，顺便哭诉家里的实际难处，当时的老领导确实不错，很体谅下面的职工。于是我快上小学的时候，终于可以搬家了。
我的新家其实很奇怪，是分散的。具体的说，一个大院子里，有两排长长的楼。左边是长条状两层的水泥楼房，第一层一个约二十平的房子是我家。我妈妈隔了里外两间，他们住里间，我终于有了自己的房间了。右边也是一个长条装平层瓦房，也有一个十四五平的房子属于我们，这里就是我家的厨房和客厅。所以我家是两个面对面的房子，相见相亲却无法相连。我妈很想用个院子把它们围成一个统一独立的家，但这是妄想，因为两房子中间是左右邻居出行的过道。她只能等攒够了钱给厨房那边的房子做个水泥的走廊，这样下雨了可以出门再撑伞走到另一边。
这个新家和原来的筒子楼相比的好处，首先当然是面积大了，一家人终于不用整天挤在一个房间。另一个就是我们可以落地透气了，筒子楼的透气条件，实在是差。我妈真的很爱这个家，她一点点的攒钱，一点点的装修我们的房子。地上瓷砖，吊顶，厨房瓷砖，这都是一点点做起来的。第一次看到家里我有瓷砖了，可以在家光脚跑来跑去了我可开心了。我喜欢卧室这边的房子，不喜欢厨房那边，因为是老式的砖房，太过潮湿，梅雨季节墙上尝尝发霉，蟑螂老鼠常见，我还在碗橱顶上发现过一窝刚出生的粉红色小老鼠。但我最讨厌的是另一种生物。厨房墙壁上，灶台上，经常看到粘着的一条条肥硕的鼻涕虫，它们周边还有一条条银亮的痕迹。每次看见我都会捏点盐撒在上面，然后带着一种快感看着这些肥硕的充满液体的蠕动的虫子蜷缩着焦成一小块。
不过家里仍然没有厕所，想解决方便问题，得去大院子外隔着一条马路的公厕。我妈对幼小的我没有什么同情心，晚上九点前不允许我在家里用痰盂上厕所，无论多晚也禁止我在痰盂大号。她也不怕我上厕所被人拐了，从来不陪我过去，公厕孤零零杵在那儿，周边最近的住房也隔条马路，晚上黑乎乎的，里面连灯都没有，我经常大晚上带个打火机带根蜡烛抹黑去上厕所，对于想象力丰富的孩子，这简直是去受刑。
在我小学毕业的那一年，我妈突然跟我说，我们要去买房子啦。我还记得，那是200x年（不能暴露年纪）。我们家的房子是小镇第一批商业住宅，总价是五万，是的，只要五万，但这五万都是我爸妈辛辛苦苦一点点攒的，他们买房时贷款了两千块，但是省吃俭用的攒钱第二年就还了账，因为觉得欠银行的钱总觉得睡不踏实。
就这样我初一的时候再次搬了家，这次上了楼。当年造的房子没有电梯，砖混结构。一室一厅两室一厅三室一厅这样的词也是那时候流行起来的，我们家是一百二十平的三室两厅，可能因为憋着一股气，我爸妈一定要买个大房子。
时光流逝，我长大了，来到南京，家里的房子虽然涨价了，在南京估计也只能付个偏远老破小的首付，回想我的父母，没有什么特别大的能力，我的家庭，如此平凡，不过他们一直努力着，进步着，这就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