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恶之间，隔着一颗上帝的骰子。
最想知道这颗骰子是怎么滚动的，想必是经济学家。
所有的数据与曲线，到最后，无非是人性。
在中国古典哲学中，儒家认为性本善，法家认为性本恶。
长久以来，以欧洲为代表的西方文明则是通常以宗教教义来规定善恶的界限，因为（按照基督教来说）人正是上帝的不完美复制，而人的一生则需要做善事来洗刷自己的罪恶，死后方可进入天堂。
然而善恶，却并非黑白。正如赎罪，并不等同于赎罪券。
18世纪一本名叫《蜜蜂的寓言》的著作在再版三次后被英国全面封禁。该作者是荷兰经济学家伯纳德·曼德维尔（Bernard Mandeville），有关《蜜蜂的寓言》一书的大致内容，该书的副标题已经有所概括：私人的恶德，公众的利益。
宽敞的蜂巢有众多蜜蜂聚居，
他们的生活实在是奢华安逸；
这蜂国素以法律和军队驰名，
它繁育着庞大而勤劳的蜂群；
......
他们既不是残暴君主的奴隶，
亦未蒙受狂热民主制的治理；
有一点却不会错：他们有国王，
然而法律却高于君主的权杖。
这些昆虫生活于斯，宛如人类，
微缩地表演人类的一切行为；
他们做城市里人做的诸事，
也做属于长剑及法衣的事：
他们完成精细的工作，是由
人眼难辨的纤肢轻敏造就；
善是蜂巢中充满蜂蜜。
恶是国王为过上奢华安逸生活而驱使蜂群昼夜不息劳作。
彼此相依，不可分离。
古往今来，中外道德家大多认为没有自我克制，美德便无从说起。我们应当相信，这世间有善。为善乃是每个社会成员的责任，美德应受鼓励，恶德应遭反对。
但有趣的是，几千年的历史中，我们长久地惩罚着恶，但恶依旧存在。人类的本性不曾改变——甚至假设没有恶，很多国家将不会繁荣强大；或者即便强大，也并不能持久。正如中世纪经院派哲学家多马斯·阿奎那（Thomas von Aquin）说：
“如果所有恶德都被严令禁止，那很多好事也将不复存在。”
恶德，乃是人的天生欲望与激情。它的存在，上帝都无法抹杀。
古罗马时期，长老院代表贵族利益而压迫平民与奴隶，是恶；发动战争抢夺邻国奴隶与资源，是恶。那什么是善？
善，是长老院规定的，奴隶和平民必须遵从的规则和法令——遵从者，方可被认可为“人”，才有权在平民大会中表达自己意愿，平民中才可选出代表进入高级议会成为议事官。即便是这样，“善”被认可也非天生自然，而是罗马共和国数百年血与泪的“平民运动”的结果。
需知“共和”一词的由来，乃是“res publica”，即仅指“公众的事务”。只有遵守元老院规定者，方可涉足“公共事务”；从这一历史层面看，“共和”作为一种政体，与其他显然并未有明显的孰优孰劣之分。它只是一种秩序。是一种管理手段。
挥霍浪费是恶，那富商购买一只表的价钱可抵修表匠5年工资，而他只是每逢重大谈判才偶尔拿出来戴一戴，这决计算恶。
自私自利是恶，那商贩在物资紧缺时抬高商品价格，即便知道一些顾客将因此生活拮据，这也一定是恶。
但修表匠将因此有工作，而商贩将过上更好的生活。甚至拮据的顾客也有可能因此发奋去赚取更多的生活费。
如果人性未曾改变，那也许善与恶本身并不重要。
“被人们称作现世罪恶的东西，无论是人类的恶德还是大自然中的恶，才是使人类成为社会性动物的重大根源，才是一切贸易及各行各业的坚实基础、生命与依托……”
相反，所谓的善，例如将自己闲置的钱财用来定期救济贫困的邻居；例如勤俭节约不做超出预计的开支。
它们固然感人，可并不能在普遍有效的范围内支撑社会发展，更勿论长盛不衰。
甚至，假使每个人都抱着无私救济他人的善，社会经济将迅速凋敝
——因为资源显然并没有被用在能产生更多资源的地方。
催生公众利益的，正是私人的恶德。
那么是否人人作恶，人人自私，经济就将以1+1+1+1+……的累进式进程不断增长？
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
美国经济学家奥尔森在《集体行动的逻辑》中指出，个人理性并非集体理性的充分条件——例如当只有小作坊中只归属于一人时，他可以尽可能地多生产产品以提高自己生活水平；但当该作坊主聘请了十位工人，工人固然希望工资增加，但并不会乐意无限度加班工作。
欲望并非砖石，它是深海中的一条条大大小小的鱼，彼此努力生长，却也暗中窥探弱小者并伺机吞噬对方。德国经济学家哈耶克在《致命的自负》一书中说，人类的欲望推动着进化的进程，但进化的方向并非由人类决定——可悲的是，有知者误以为可以塑造某种进化的秩序，而对自己的智慧过分自信，这种致命的自负正是现代社会的通病。
回归到一开始，经济的秩序，尽力描绘的，是上帝扔下的滚动着的骰子，是不可逆转又难以捉摸的人性。
为什么美国房地产市场会崩溃。
为什么股票忽涨忽跌，为什么有人赚得盆满钵满，为什么有人倾家荡产。
为什么灰犀牛撞过来之前，每个人都在说，我看见它了，但是可能我依然安全。
为什么经济学家预测不了经济危机，却在每次经济危机之后都说：我早就知道。
因为我们，人人都只是蜂巢中的一只蜜蜂，而蜂巢已经太大，早已无蜂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