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楼宽旷

       “在价值虚无的深渊中,诗人要么自杀,要么成为半人半兽。”

                         —— 赫尔曼·黑塞

加缪在《西西弗斯神话》的开篇说道：“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自杀。判断生活是否值得经历，这本身就是在回答哲学的根本问题。”

当一个不再留恋这世界的风情，他能否选择自杀，的确是个严肃而复杂的问题。毫无疑问，对于一个看起来“正常”的社会而言，自杀是不可理喻的，对于大部分的普通人，自杀是愚蠢而不负责任的。心理学家也认为，大多数自杀者都有不同程度的抑郁症状，精神障碍是自杀的主要原因。我无意美化自杀，也不将川端康成“死亡是最高的艺术”的论断奉为圭臬，却也并不希望以一种精神优越者的姿态对自杀者指手画脚。如埃米尔·迪尔凯姆在《自杀论》中说：“实际上，我们习惯于把一切不道德的事都看成是不正常的。因此，如果自杀像我们已经证实的那样伤害道德意识，那么看来就不可能不把自杀看成是社会病理学的一种现象。但是……甚至最不明显的不道德行为——犯罪——也不一定非得被列为病态的表现……这种论断没有丝毫破坏性。”

或者，不妨如加缪所说,将自杀上升到哲学的高度。而哲学家也的确认为，生命本身就是一个宏大的哲学命题，任何一个哲学命题都无法找到最终的结论性答案。确乎如此的话，诗人的自杀或许是这个哲学命题中最令人惊异和最值得研究的部分，或者说，是一种高级的选择。

1925年冬天，诗人叶赛宁在彼得堡旅馆自绝。自杀前一天，他想写遗诗，骤然找不到墨水，便割破手腕用血写道：

再见吧，我的朋友，再见吧，

亲爱的人们呵，你们在我心中，

注定了的离别，

定然已约定了再见的日子。

再见吧，我的朋友，不用握手，不用话别，

不要难过，也不要悲叹。

在这种生活中死亡不是新鲜事，

而活着也不新鲜。

1930年4月14日，俄国诗人马雅可夫斯基开枪自杀，身后留下13卷诗文。

1932年，美国诗人哈特·克莱恩从一艘墨西哥驶回纽约的轮船甲板上跳海身亡。

1941年，俄国女诗人茨维塔耶娃在偏远小镇叶拉布加自杀身亡。

1941年，俄国诗人勃洛克自杀。

1965年，南非女诗人英格立德乔科自杀。

1965年，美国诗人伦德尔嘉雷尔撞车自杀。

以上只是一小部分自杀诗人的名字。有人以中国诗人海子为例，提出诗人的自杀与普通人的自杀没有根本上的区别，诗人的自杀一直以来被过度阐释进而神圣化，譬如章启群就在《诗人自杀究竟有什么意义》中说：“无论是逻辑推论还是经验检验，诗人自杀与其他人自杀没有本质上的不同。”然而诗人自杀竟何以突然如此密集？诗人群体竟何以陷入这样的集体疯狂中去？

当然，这里所说的诗人并不是任意一个懂得舞文弄墨或文字技巧的诗歌创造者，刘小枫对其论述的对象做过这样的界定：“诗人何许人也？诗人是懂得世界没有意义的人，他们与常人不同之处首先在于，他们是通过主动赋予世界以意义来向世界索求意义的。”

对于普通人来说，对物质世界的极端失望导致了他们的自杀，或者说得更为高级一些，是失去了对生活和现世的信心与价值认同，于是，他们选择以死来求得解脱。这可以说是一种寻找彼岸的意义的方式。而诗人之死，看起来并非完全如此。虽然诗人一直都知道世界是没有意义的，但他们用艺术和信念赋予世界意义。而当理性和文明的火车汽笛轰鸣着驶来，当哲学的、宗教的殿堂不再能庇护人类的精神世界，他们建构的价值体系轰然崩塌了，于是，诗人丧失了对信念的信仰，诗人自杀了。

那么诗人到底是些什么人呢？诗人的自杀只是无聊世界的一个无聊侧影吗？

亚里士多德说，诗是人给自身赋予意义的活动。看起来，诗人通过诗歌的吟咏，诗意的创造，赋予世界意义，将现世与超验的意义世界联结。然而，他们没想过自己永远无法确定彼岸的超然存在。既然生没有意义，那么死的意义又何在呢？

西方诗人的自杀起于启蒙精神遭到深刻苦涩的怀疑之时，诗人的发疯是其前兆：荷尔德林疯了，斯威夫疯了，尼采疯了，多少诗人徘徊在疯狂和精神分裂的边缘。19世纪末尾，世界身陷世纪病而颓然无法自拔。尼采敲响了人类理性正史的丧钟，斯宾格勒继而宣布西方已走向了没落，于是人类迎来了如海德格尔所描述的世界之夜。爱，生存，痛苦，乃至死亡的本质都渐显模糊。价值的彻底毁灭带来的绝望感笼罩着诗人，哲学和宗教的虚无主义使诗人因价值毁灭而走投无路于是便在世界范围内出现了如此集中的诗人自杀现象。茨威格在其《绝命书》中留下遗言：“我自己的语言所熟悉的世界对我来说业已沦亡，我精神上的故乡欧洲业已自我毁灭，我再也没有地方可以开始重建我的生活。”他是一个被世界抛弃的“无国之人”，除了死亡，没有别的归宿。既然诗象征着一种信念和精神，那么诗人的死亡则宣告着这种终极价值的破灭。上帝都死了，还有什么是不能被毁灭的呢？那么，写作是否能唤回人生的意义呢？是否像尼采说的那样，艺术的力量，或者说承载着酒神精神的艺术，将赋予生命一种意义或者说最原始的蓬勃生命力，给人以苦中作乐、超越痛苦的生命意志？用艺术照亮的人本精神能否取代已死的神本精神？

在这样的追问下，艺术的审美的精神似乎成了最后的净土。艺术的火光照亮了漆黑的人生，美带来的迷狂取代了上帝的慰藉，审美成了唯一的救赎。然而，这样的价值真的稳固了吗？卡夫卡在日记中写道：“通过写作我没有把自己赎回来。我一辈子都是作为死人活着的，现在我将真的要死了。我过去的生活比别人的更甜蜜，我的死亡将因此更可怕。作为作家的我当然马上就要死去，因为这样一种角色是没有地盘、没有生存权利的，连一粒尘埃都不配；仅仅在最疯狂的尘世生活中才有一点点可能；那仅仅是一种享受欲的幻想。”然后，他决定焚烧自己所有的作品。

看来，艺术的救赎价值并没有让所有诗人心安理得地活下来，丧失信仰的艺术世界没有给诗人终极的关怀，只不过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荒诞的世界。

那么，是否诗人的拯救仍旧只能靠上帝的关怀与超验意识呢？我不敢下判断。但是诗人们正用生命为我们寻找答案。“凡没有担当起在世界的黑夜中追问终极价值的诗人，都称不上贫困时代中真正的诗人。”（刘小枫《拯救与逍遥》）唯有真正的诗人才可能不计个人的得失，超越现实的表象去思索生命，思索死亡，思索存在，思索世界的意义与人类的出路。当他们失败时，便以身殉道，用生命作为担负荒诞和虚无的代价。从某种意义上讲，诗人的自杀，象征着诗人生命价值的最大限度的实现和确证。那么，诗人的自杀还是平淡而无聊的吗？

不知是出于对诗人的同情，还是出于对虚无的一种不可名状的信奉，抑或是出于对破碎的世界价值的追问，我怀着一种莫名的深沉写下这些或许杂乱的文字。我无法站在哲学的高度审视诗人自杀的意义，只能胡乱发出一些似乎气若游丝的思索。但我坚信，叩问诗人死亡的意义，绝非一件无关痛痒的小事。

引用欧阳江河为悼庞德而作的一首《公开的独白》做结：

“他死了，我们还活着。

我们不认识他就象从不认识世界。

他祝福过的每一棵苹果， 都长成秋天，结出更多的苹果和饥饿。

我们看见的每一只飞鸟都是他的灵魂。

他布下的阴影比一切光明更热烈， 没有他的歌，我们不会有嘴唇。

但我们唱过并且继续唱下去的， 不是歌，而是无边的寂静。”

不知那些创造艺术与美的精灵，何时才能获得饶恕？